三莆志

发表于 讨论求助 2019-07-12 06:38:26

 三莆志



丨城鼎莆阳:文献名邦的前世今生

  一九三七年夏天,从北平方向传来的炮声迅速越过长江,席卷了东南沿海。未几,在一阵阴霾下,处于惊恐和愤怒中的人群拆除了莆田的城墙城 门,准备与外族侵略者进行殊死的斗争。当时他们并没有意识到,在一个多甲子后的今天,当后人重新回头审视那段硝烟纷飞的年代,会因成功 驱走了封豕长蛇的日本人而欢欣鼓舞,亦会对褪去了城垣曝露在历史表面的莆阳古城痛心疾首。

  虽然解放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这座没有城门的城市一度让她的子民拥有着更开阔的视野、更宽广的胸襟、更大度的气场以及更多样的坦 途,但她昔日涌现在浩繁卷帙中的关于“石兴化”的沧桑记忆却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如今,四块分别刻有“镇海门”“来凤门”“迎和门”和“拱辰门”的旧门额都安静地躺在了市区三清殿的后园里。这似乎是历史对它们开 的一个玩笑:在过去的漫长岁月里,它们分峙四方,再没有比现在有更好的机会可以聚在一起,相互倾述着当年从各自身下经过的那些悠长的时 光;更有深远意味的是,从最早太平兴国年间建筑古城起,四城门都曾有过不同的旧称——“望海”“肃清”“望仙”和“望京”,直到明朝因 倭寇进犯而重建,近代又为抵御日军而拆除,轮回间,亦映射了一个民族从饱受欺凌到奋起抗争的铮铮铁骨,从积贫羸弱到傲立东方的华丽转身 。

  在清晨,当第一缕晨曦再次清洗这些陈旧的门额,跳脱的光线反弹在粗糙的石面上,有如一双双未经世事的手尝试着推开锈迹斑斑的大门。 你将看到什么,是通往四邑八乡的小路,还是官贾往来的舟船,抑或是出将入相的人马?事实上,城门早已不复存在,你所看到的只有陷入时间 纵深里的一座城市的前世今生,然而这一切已经足以让所有人保持敬畏。

  从春秋时期的刀耕火种到隋唐盛世的衣冠南渡,曲折艰辛的进化在莆田最终以莆田县、仙游县和兴化县的三邑鼎立而告终。于是到了北宋, 太平军的设立显得水到渠成,这也是历史上莆田首次以地市级行政单位的身份出现在中国版图里,亦拉开了此处文献名邦的序幕。

  随后,太平军易名兴化军,至南宋又变为兴安州,元朝改称兴化路、兴化分省,一直到明朝成为兴化府,从而正式跻身“八闽”的一员。虽 然在清朝前期,朝廷曾在省与府之间新建了一级“巡道”机构,并将兴化府划归兴泉永道,但其辖区并未发生太大变化;而“兴化”“兴安”等 字眼也一直作为莆田的别称沿用至今。

  改朝换代,尧天舜日,人祸瘟疫,阖境太平,兵荒马乱,簪缨蝉联,苦难与荣耀总是如影随形,寸步不离。在莆阳古城的身上,她的位置、 轮廓、面积和地形也许始终如一,鲜有巨变,但内里的建制、政令、迁徙和兴替却饱含波澜。她尘埃落定的躯体,她宠辱不惊的姿态,我们又该 从何处读到其往日鲜活的心跳?

  古时筑城必建城隍庙。城隍,原意为城墙和护城河,至汉代逐渐演变为一个地区的冥界长官,多由皇帝敕封具有一定威望和影响力的先贤担 任;到了明朝,更是加官进爵,分别封京都、省、府、州、县五级城隍为福明灵王、明灵公、威灵公、灵佑侯和显佑伯,并有相关品级,尊崇程 度可见一斑。在君权神授的封建时代,科学落后,民智未开,当权者们正是利用城隍信仰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

  可以说,城隍庙的留存,即是古城池的一段尚未平息的脉搏。而莆田城隍文化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境内除一府三县的城隍庙外,更建有京都 、省城、卫城、所城及巡检司城隍庙,各级等次一应俱全,且每个时期的迁界均留下了不同的庙址。据笔者亲自遍历并考证,莆田境内先后有城 隍庙建筑17座,现存14座。

  莆田的京都和省城隍庙分别是位于华亭镇中心的仁和庙以及位于莆田城区的浙江城隍庙。两座庙宇有诸多相似之处,皆是建于南宋末年,且 都与抗元保宋有关。前者是将当时位于国家首都杭州临安府的仁和城隍庙迁建而来,现主祀莆籍民族英雄陈文龙;后者原建于市区龙脊山麓,亦 是因宋帝在南逃期间追怀浙江故国而建,后因城区扩建,拆除原址另建于凤凰山渠道旁。

  在此之前,兴化军与兴化府城隍庙都已初具规模。公元983年,兴化军衙门从原先的游洋镇转移至莆田县城,首任知军段鹏即在谯楼周边的 子城内兴建了兴化军城隍庙;后原址被拆除,另建于现市区安福社区的清风岭。公元1369年,兴化府建制;次年,首任知府盖天麟倡建府城隍庙 于现市区梅园路旁,历代均有修缮,目前已是一处省级文保单位。两座城隍庙现都主祀莆籍民族英雄陈瓒。

  更早的时候,莆田、仙游、兴化三县的县城隍庙都业已承担起保境安民的职责。南朝时,析南安而立莆田,建县城隍庙于现市区东大路和仓 后路之间,后迁往西天尾镇龙山村,今前址早已废弃,后址被改建成林氏祠堂。仙游县原名清源县,唐武则天时建制,县衙在今华亭镇后山村新 店自然村,县城隍庙亦在此处;唐玄宗时改为现名并迁县衙于今仙游城区,另建县城隍庙于县城西门兜,供奉唐朝名将张巡;后因庙址被县实验 幼儿园征用,神像曾一度移祀于西门兜爱晓协忠庙,直到近两年园方将旧庙归还。

  北宋年间,游洋林居裔发动农民起义,后因寡不敌众主动请降,被朝廷招安并在当地设立兴化县,元朝时因山区交通不便,故又将县衙迁至 新县,并分别建有新旧县城隍庙:旧庙即现位于游洋镇北的游洋庙,新庙即现位于新县镇中心的新县城隍庙。

  到了明代,朝廷政军分置,施行卫所制,即在一府之内设立一个千户所,五府之内设立一个卫。莆田地处东南沿海,向为水路要冲,边防地 位尤其显要,又逢倭寇肆扰为患,民不聊生,故洪武年间,朱元璋派遣江夏候周德兴前往福建镇守。周上任后,即在今平海湾、湄洲湾畔修筑平 海卫城、莆禧千户所城及若干巡检司,并建有卫、所及吉了巡检司三处城隍庙。清朝截界时,边民内徙,又另建一处所城隍庙(即今鲤江庙)于 涵江鉴前。现卫城隍庙主祀周德兴,两处所城隍庙皆主祀张巡、许远。

  史海沉浮,几多春秋。从城隍庙遗产纵探莆田沿革,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历史上凡是汉人统治的年代,亦是莆阳古郡的辉煌时期;一旦 政权落入外族之手,取而代之的只有沉默与抗争。事实亦是如此:在以科甲及第著称的莆田,“文武两魁”“魁亚双标”“一邑半榜”“东学四 园”等巅峰时刻都是出现在唐、宋、明三朝,而元、清却鲜有翘楚;不仅于此,元末的亦思巴奚兵乱及清初为镇压郑明余党而颁布的截界政策, 亦对莆田的进一步发展造成了莫大的制约。

  在莆田的诸多城隍庙中,祭祀的主神多为杀身殉国的义臣:如安史之乱的睢阳守将张巡、许远,南宋匡扶将倾的陈瓒、陈文龙叔侄等,与其 说后人是对他们的满腔勇气有所仰慕,不如说是钦佩于其人宁折不弯的民族气节;而历代在此间广开教化、爱民如子的奠基者、建设者和守护者 们,史书也为他们预留了浓墨重彩的一页。

  值得一提的是,被封为平海卫城隍的周德兴,当年为了巩固海防,拆除唐建镇海堤的石材作为建筑原料,致使黄石沿海数十村庄饱受潮袭水 淹之苦;后周镇守泉州,又以“闽南有五气”为由,破坏该地十八处“天子地”,终致留下千古恶名。看来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即使是万民敬 仰的神祇,亦难以拥有绝对完整和崇高的人格。

  然而,跳出彼时的语境,其实不难看出,前者应该是周顾此失彼的无心之失,而后者他亦是身不由己地行使君王的命令,而绝非出自本意; 最令人感到唏嘘的是,这位朱元璋幼年的玩伴、事业的臂膀,最后竟被前者以教子无方的罪名连坐诛死,到底没能逃脱兔死狗烹鸟尽弓藏的悲剧 命运。

  公元1448年,受元末兵祸涂炭的兴化县,终因户少人寡遭到裁革,结束了长达四百六十九年的浮槎岁月。撤销后的兴化县原辖区分属莆田与 仙游两县,从此莆阳城开启了漫长的双城并立局面;直到近年来,又重新划分成仙游、城厢、涵江、荔城、秀屿、湄洲岛、北岸等一县四区两个 管委会。但正是有了此前深厚的历史与人文积淀,莆田城在行政上的变动并未影响其“一源双线四脉”的文化传承。

  一源即莆田的宗族文化。古时中原逐鹿,刀兵频传,百姓不堪其扰,始有衣冠南渡。士大夫的大量流入,为莆阳文明注入了新的生机;而后 偏安一隅的环境为各宗族的发展提供了稳定的生存条件,并最终形成了从族居到混居的宗群生态。

  如果说此间氏族宗亲的聚居、迁徙、联姻及繁衍组构出莆阳文明的整体骨骼的话,那么科举文化及妈祖信仰就是它的血肉。万般皆下品,唯 有读书高。封建时代的科举制度为莆阳学子的腾飞提供了一个公正的平台,“家贫子读书”的理念也因此深入人心;反过来,进士及第的荣誉亦 光耀着宗祠的门楣。而荣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妈祖信仰,早已成为前赴后继亿万子民共同的精神窠巢和心灵港湾。

  从两条主线又衍生出的文脉、神脉、艺脉和商脉,仿佛是点缀在莆田身上的绫罗、丝绸、首饰与脂粉,加成了这座古城的超凡气质。

  这四个文化序列在现今的七个县区中都普遍存在,且每个县区又各有所倚重:莆田的文脉主要分布在南北洋、东西乡两大平原区域,即现荔 城、城厢及仙游的大部分地方,历史上全市出现过的两千四百多名进士,此间便贡献了近八成;神脉即主要以在贤良港周边兴起并远播的妈祖信 仰为主,宗教氛围极其浓厚,朝圣旅游方兴未艾,代表地区有湄洲岛、北岸和秀屿;艺脉则以仙游为最,古典家具风生水起,红木仙作傲视群雄 ,更有国画、编织、雕刻及莆仙戏等艺术亟待发掘和保护;而商脉,充分体现了新时代的莆田人闯荡天下的智慧及气度,所谓“谋事无中生有, 做事脚踏实地,成事报效桑梓”,著名的莆商输出地有涵江、秀屿、仙游等,其足迹已遍布全球。

  从三城鼎立到双邑环卫再到七县拱辰,这其间的每一天既是须臾,又是永恒:所有的荣耀都只有一次,经历过的苦难也不会卷土重来。今天 ,轻装上阵的新莆田必将以更年轻的姿势,更充沛的活力和更青春的心态,大步登上更高的城墙。这城墙无形无状,却已牢牢筑在每个莆田人的 心间,成为梦的基石……

  三莆志丨百姓莆阳:衣冠南渡的宏伟史诗

  在两晋之前,整个福建都曾沉寂在一片永夜之中。被群山豢养的草木,孜孜汲取着天精地华,只等有朝一日燎原的火种能够最终降临此地。但直 到永嘉年间,从中原南渡长江的士族才姗姗而来,渐次点燃此间的万家灯火。一个关于“八闽”由来的说法即是:公元308年,为躲避五胡乱华 的狼烟,先后有陈、林、黄、郑、詹、邱、何、胡等八姓衣冠远涉入闽,簪缨蝉联的年代从此拉开帷幕。

  后来,八姓入闽被史学家们公认为是历史上汉人首次大规模迁徙的一条主要路线。翻开历史长卷,自河洛文明诞生以来,作为华夏政治、经 济及文化中心的中原地区,便屡屡在分合破立、逐鹿问鼎的厮杀中首当其冲:前有春秋战国的诸侯争霸,后有三国时期的群雄对峙,中间更夹杂 着不计其数的庭变兵谏。

  因此,与其说这次南北交融的契机,是源自于入闽始祖的恐惧与怯弱,倒不如说是他们对战争的唾弃和对权力的厌恶;在他们身上,除去了 抛家舍业的勇气和豁达,更多的是一种对和平的追求和对出世的向往。所有种种,都为后来“爱国爱乡,海纳百川,乐善好施,敢拼会赢”的福 建精神埋下了最初的种子。

  2010年,笔者曾全程参与了莆田市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工作。据最终官方发布的普查数据显示,莆田现共有姓氏725种,其中前十大姓分别 是陈、林、黄、郑、吴、李、张、蔡、王、刘,而詹、邱、何、胡则都排在了第21至50名之间。这看似冰冷枯燥的数字,实则暗藏波澜:从西晋 到当今,从福建到莆田,浩如尘烟的家族在时间与空间的彼此交织中,都各自祭出了怎样的运命?

  沿着324国道一路向北,过江口大桥后,会有一个特别有趣的地域现象:公路右边是隶属于福清市新厝镇的桥尾村,而左边的园下村和园顶 村则仍归莆田管辖。后两个村子中的居民大都姓关,一座宗祠被建在了交界处。为了纪念和传承家族谱系,这里几乎所有的民居都题写有“蒲坂 家声大,霞溪世泽长”的楹联,或是在大门上方高悬镌刻着“蒲坂流芳”的横额。蒲坂,即今山西省永济市,是关氏的一处郡望,霞溪则是它的 堂号:郡望和堂号绘制出了一个姓氏衍派的空间坐标系。从地理上看,由于扼据莆榕要冲,关氏称得上是莆阳第一姓。

  不仅于此,在园下园顶关氏的身上,亦折射出整个莆阳最为普遍的族居生态:每个自然村几乎都有各自的望族,不少村庄更是直接以姓氏命 名,如江口镇的梁厝、国欢镇的黄巷和鲤南镇的郑墓等;就姓氏本身而言,“××家声大,××世泽长”的楹联和“××流芳”的横额也早已形 成了一套被广泛应用的标签范本。

  一般来说,被用作堂号的词语多为地名,但也有例外,一部显赫家史、一位翘楚宗亲甚至一段美谈轶事也常被冠诸“流芳”之前,如翁氏的 六桂流芳、王氏的开闽流芳和蔡氏的荔谱流芳等,求同存异间,辉耀着此地璀璨的人文积淀和深厚的历史底蕴。

  从宗亲数量上看,“陈林半天下,郑黄满地摆”的说法即道出了莆阳四大家族千百年来的瑜亮情结。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能让白手起 家的各氏先祖,在蒲草丛生的盐碱地上,纷纷培育出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这样的追问,常常会伴有绵延的回声,撞击在祠堂家庙的梁柱间,旷 久弥清……

  四大家族中人数最多的陈姓,始于莆田首任县令陈迈。他是陈氏入闽始祖陈润的裔孙,祖籍河南固始,公元617年领泉州兵马镇守莆田,自 此开启了“莆阳十八陈”的序章。

  后十八陈里,又以玉湖陈为最,其祖居地在今镇海街道的阔口社区;除“颍水家声大,玉湖世泽长”外,又有着另一姓氏楹联——“一门二 丞相,九代八太师”。二丞相即陈俊卿和陈文龙,后者更是在南宋抗元战争中英勇殉国;从陈仁到陈文龙,八太师中既有治世贤达,亦有板荡诚 臣。可以说,玉湖陈的家史亦是大宋的国史,它们彼此见证,相互依存,荣辱同在,休戚与共。作为那个王朝的殉葬品,玉湖陈的辉煌直到最后 一刻,亦平添了几分悲壮!

  与陈氏的显赫家声相比,莆阳林姓有过之而无不及。林茂,祖籍江苏下邳,闽林始祖林禄裔孙,公元583年由榕入莆,成为了四大家族中最 早定居莆田的宗氏。其后人又开宗立派,分为金紫林、阙下林、游洋林和九牧林四支,以后者传播最广。

  九牧林,唐林披所生九子皆官至刺史,故有该称;其次子林藻更是荣登莆阳进士及第者之首。与其他姓氏不同的是,九牧林的楹联一改千篇 一律的窠臼,而是沿用了宋仁宗的赐诗句“乔木盘根大,猗兰奕叶鲜”;此外,与玉湖陈异曲同工的“一门九刺史,三代五廷魁”,亦重申了妈 祖文化创始人林默及三一教缔造者林兆恩的深远影响。

  到了唐朝,黄姓与郑姓先人亦相继由福州迁居莆阳。黄岸,祖籍河南固始,闽黄始祖黄允裔孙,公元761年辞桂州刺史后立户莆阳,“江夏 黄氏”从此落地生根。其后人有唐末知名高僧妙应禅师及南禅曹洞宗祖师本寂禅师,也有五代年间被誉为“闽中文章初祖”的黄滔,更有遍布全 国各地的近十位莆阳黄氏状元,以及包括黄道周在内的近十位莆阳黄氏宰辅,氏族繁荣及尊崇地位可见一斑。

  郑露、郑庄、郑淑,皆祖籍河南荥阳,闽郑始祖郑昭后裔。公元785年,从兄弟三人在莆田南湖开辟书堂,弦歌倡学,史称“南湖三先生” 。而后,莆阳教育一度崛起,赢得了“十室九书堂,龙门半天下”的雅誉,其独步八闽的科举盛况,亦从此拉开帷幕。

  四大家族外,吴氏和李氏的递演也值得一番称道。唐朝年间,先后有祖籍河南固始的吴兴、吴祭二人入莆,前者修筑了莆田境内最早的水利 工程——嗣何陂,后者则被追认为吴氏入闽始祖。李氏现为全国第一大姓,莆阳李自唐朝“白塘李氏”衍系开创以来,“唐室安王裔,宋朝制干 家”的独特楹联,便将家族的龙脉渊源尽述无余。

  作为族人繁衍生息的原始场所,莆田百姓的族居生态早已形成了一套独特的“厅堂文化”,并成为千家万户的文化源脉和精神领地。厅堂, 亦即莆阳民居,类似于北京的四合院、西北的窑洞、上海的石库门、客家的围屋等,通常正厅供奉祖先牌位,厢房用来饮食起居,前后进之间的 天井则承担起采光和景观的功用,具有鲜明的莆仙特色。

  由于家族发展的先后、快慢和程度不同,这里的厅堂也开始有了大小之分:俗称“百廿间”的民居,顾名思义,即由众多房间组成的一整片 恢弘壮观的建筑群,多为家族中所出的某位达官政要所建,如城区内的大宗伯第、萩芦镇的江春霖御史第和盖尾镇的前连连氏祖居等;规模稍小 的称之为“大厝”,亦由家族中的某位官贾兴建,在尘埃落定的岁月硝烟中傲然屹立,如榜头镇的仙水大厅、涵江芦埕的杨氏民居及萝苜田的双 茂隆大宅等;再小的就是寻常百姓家了,在这片光荣的土地上,它们还在倔强而坚定地以最初的姿势,呼唤和哺育着后起之秀的到来与成长。

  然而,随着历史的推演,许多昔日雕梁画栋的老宅都先后数易其主。位于市区金桥巷的彭鹏故居,如今大门口却挂着李氏的灯笼;无独有偶 ,位于市区双池巷的陈俊尚书宅,现在亦居住着郑氏的子孙。看来在历史的漩涡前,一个人、一个家族乃至一个国家都是渺小的,兴衰无常,令 人唏嘘。

  值得一提的是,今人林祖韩先生曾为莆田城中的黄滔祠撰写了一副长联:“雄藩息烽火,名士集南州,规正许功,闽海一时称乐土;延福世 书香,甲族开东里,文章初祖,莆阳千载仰高贤。”参商易位,斗转星移,当历史的大门被岁月之手重重合上,我们从中看到的将不再只是某个 家族的荣耀,更有所有莆田宗氏前赴后继的真实写照——偏安一隅的环境和面海负山的风水,激励出一代代莆田人自强不息的品格和争先恐后的 风气,并最终形成了莆阳大地上蔚为大观的人文气象。此后,各宗族又远播寰宇,锦上添花,尤以与粤、台两省间的亲缘最为密切。

  毋庸置疑,随着莆田的高速发展,在不久的将来,必有更多的人们来此定居;不同地域间的文化撞击、不同人群间的交流融合,也必将重塑 百姓莆阳的崭新面貌。但不变的是,它们所遗留下来的筚路蓝缕的开拓精神,必将继续砥砺着人们奋勇前行……

  三莆志丨枝叶莆阳:波澜壮阔的兴化移民

  飞机缓缓离开跑道,但张建耀依然不愿向身下的这座城市道别。一年中出差的时光并不在少数,虽然所到之处都是短暂停留走马观花,但在祖国 偌大的版图中,却难有第二座城市能像海口般令他心生流连。

  那日参观五公祠,当看到里面有关海南省各姓始祖的介绍时,近八成是迁自福建莆田的史实引起了他的注意;而后,在祠内的一处拜亭中, 一通名为《神霄玉清万寿宫诏》的石碑,亦令他联想起另一通保存在其故乡莆田三清殿内的同名石碑。

  昔年宋徽宗崇尚道教,自封“教主道君皇帝”,在全国大兴土木修建道观,又御书此碑文并命天下勒石临摹;而今千秋既过,遗留在莆田与 海口的这两方石碑就成了仅存的国宝。

  对张建耀来说,无论是迁徙还是石碑,单是“莆田”这个词背后的关联与巧合,就已令这位远在他乡的游子对海口产生了“第二故园”的感 觉。海滨、沙滩、风土、民情,这里的种种,都似是从家乡这棵大树伸出的枝枝蔓蔓,令其心生敬畏。

  事实上,这里与莆田的深厚渊源绝不是一出孤例。飞机越过琼州海峡,在隔水相望的雷州半岛上,同样保留着莆阳先民的薪传。当地居民世 代与海为邻,家住茂名市电白区岭门镇海旺自然村的许苑玲,其村里就族聚着莆田的许氏后人;如今她移居广州,每逢回家探亲,路上总能看到 名字里带有“海”“港”“盐”等显著地理标签的村庄。

  特定的生活半径,使得妈祖自然而然地成为了人们共同的保护神。这一区域的妈祖庙、天后宫等建筑不计其数,位于雷州市区夏江巷的夏江 天后宫,便是大名鼎鼎的雷城妈祖庙,其大门楹联这么写道:“闽海恩波流粤土,雷阳德泽接莆田”。一流一接之间,千百年来静止的光阴,仿 佛又重启了剧烈的激荡……

  早在唐代初期,统领兵马镇守福建的陈政、陈元光父子,就是从仙游出发,一路南下,开始了开漳之役。是时,莆田县屡立屡废,而距离太 平军的设置尚遥遥无期,陈氏父子在此间的短暂停留,自然不能视作移民。直到进入两宋,行政区划的确立、农耕经济的发展加之科举文化的蓬 勃,使莆田一度成为闽中重邑,随之而来的人口与土地供需、海丝之路的延伸以及文化外扩的诉求等诸多因素,则让这里的移民潮呼之欲出。

  历史上莆田的对外移民大致有三种形态:一是官员上任落籍外地,这些官员吏治一方,既是莆田科甲鼎盛的缩影,亦将故里先进的文化毫无 保留地加以传播;二是远走他乡躲避战乱,在宋、元、明、清四朝,因民族矛盾而引发的对抗在这里从未停歇,百姓背井离乡,有的只为求一己 安宁,也有的则退避三舍以图东山再起;三是随潮南下贸易经商,丰富的特产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共振下,催生了资本主义的萌芽,莆田这一弹丸 之地也相应地成为了早期的“经济总部”。

  对照三种形态,我们还不难找到两次移民高峰。南宋末年,蒙古大将唆都、百家奴父子挥师东南,沿海数府尽数倒戈,唯莆田在陈瓒、陈文 龙叔侄的坚守下苦苦维系;后城破兵败,陈家几近灭门,幸运逃出的后人则继续带领乡众辗转至漳州、潮州等地,拥护最后的一丝龙脉。

  在莆籍潮州知州马发的有力调度下,蒙古军兵临城下却久攻不克,只得转战他处;次年,蒙古人卷土重来,凭借来自广州、漳州的双向夹击 ,潮州城破,马发满门惨遭杀戮,莆阳先民只得远渡琼州,却依然难以挽回崖山的败局。而元朝在中原的统治未过百年,到了明代,由于连年征 战,广东数地人口锐减,于是朝廷下令移民招垦,莆田则又再度成为了著名的中转地。

  这千家万户的迁徙奔走,带走的唯有一击即碎的回忆以及前路未卜的宿命,却留下亘古不息的潮汐。当年的莆田人,多汇聚于粤东、粤西四 府——潮州府(今潮州、汕头、揭阳三市)、高州府(今高州、吴川、电白、化州、廉江等地)、雷州府(今湛江、雷州、遂溪、徐闻等地)和 琼州府(今海南省),与广东中部珠江三角洲的广州、深圳、东莞、佛山等大城市相比,她们中的外来人口相对较少,因为也更完整地保留了最 原始的民系。

  在上述地区,几乎每个地方至今都还流传着“先祖迁自莆田”“潮汕人莆田祖”等说法,虽然时光荏苒,作为其祖居地的莆田“甘蔗园”“ 乌衣巷”“珠玑巷”“坎头村”等地名早已沦为一个个遥远的精神符号模糊难辩,但今人仍可从中轻易触摸到血浓于水的深情。

  首先是地理相似。古人以“阴”“阳”划分方向:山北水南为阴,山南水北为阳。莆田因地处湄洲湾之北,故有“莆阳”的称谓。其后,移 民潮沿着海岸线出发,择取的定居点也多在海湾之北,如潮州府的海阳、潮阳、揭阳三县(今潮州、汕头、揭阳三市)及雷阳(今雷州市)等, 他们甚至还将家乡的村名带到远方,为乡愁留下最后的一点念想。

  其次是语言相通。若按地理位置区分,今天的广东省大致可划为四大语系:广府话(粤语)、客家话、潮汕话和黎话(又称海话、雷州话等 ),从语言分布亦可清晰地区别当地的民系。其中,潮汕话和黎话都是闽语的分支,它们的使用者们分别来自拥有着最多莆田移民的潮汕大地和 雷州半岛上,尽管历经千百年的磨合与渐变,今天的莆田人仍能用自己的语言与之进行简单对话。

  最后是民风相近。在科技落后的时代,人们常将对生活的憧憬寄托在神明身上,因此随莆人一道南迁的,还有本地的各种神祇,最著名的当 属妈祖,纷繁热烈的民间崇拜也一直延续至今。

  再者,莆田向有“家贫子读书”的祖训,远徙过程中,尚儒的风气亦从未泯灭。在广东省历代的九位文状元中,就有潮州林大钦、吴川林召 棠、顺德黄士俊及顺德梁耀枢四人皆祖籍莆田,他们自东而西,在岭南继续传承着莆阳文脉。更有上述地区在元宵、冬至等重要传统节日的民俗 活动,也都与莆田惊人一致。

  从莆田到潮汕再到琼州海峡,作为三者的中点,潮汕无疑是浓墨重彩的一笔。历史上,潮州八邑就曾出现过大量诸如东莆都、上莆都、外莆 都、韩莆都等带有“莆”字的行政地名,今天的潮汕人,又以其勇于闯荡、在外经商的特质,享有着与莆田人相同的“东方犹太”的赞誉。除了 地理、语言和民风外,在潮汕人身上,我们还能看到他们与莆田文脉、神脉、艺脉和商脉等四脉的进一步重叠。

  在潮州市湘桥区的潮州老城里,有一条长近两公里的牌坊街,街上共立有22座重修的古牌坊,坊上所刻的人名,都曾是潮州文脉的参与者与 见证者。如今,在街道两旁骑楼群的衬托下,它们显得愈发古朴。在这片国字号的历史文化街区周围,还坐落有广济桥、己略黄公祠、许驸马府 、老城古民居群、开元寺等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其中的开元寺与广济门城楼下的天后宫遥相呼应,共同守护着这一方沃土。

  诸多古建筑中,潮汕民居“四点金”“驷马拉车”“下山虎”“百鸟朝凤”等样式,以其丰富多变的形态,在中国古建筑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其内部的装饰——潮州金漆木雕,更是与东阳浮雕、乐清黄杨木雕以及福建龙眼木雕并称“中国四大木雕”。

  “潮州湘桥好风流,十八梭船廿四洲,廿四楼台廿四样,两只铁牛一只溜”,潮州人口口相传的这支民谣,说的是古城东门外的广济桥。它 又称湘子桥,集梁桥、浮桥和拱桥于一身,是中国古代桥梁建筑中绝无仅有的巅峰之作,与泉州洛阳桥、赵县赵州桥、北京卢沟桥并称中国四大 古桥。在大桥另一端,是潮州的笔架山,唐宋时期,周围瓷窑密布,各种各样的瓷制品,孕育了最初的潮商。

  如今,瓷都潮州的陶瓷仍在大量生产并输出,但这里的产业结构已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今天的潮州人,更多的是在外经营餐饮、批发和零 售业,从这里走出的企业家李嘉诚,更是一度蝉联亚洲首富的宝座。

  入夜时分,潮州人会沿着东门外的韩江大堤一路步行,跳一会广场舞,看老人钓鱼,或是径直踱入城中,到水平路上的老彬蚝烙店里点上一 盘蚝烙和一碗牛肉丸。这样的慢节奏,即使是在相邻的揭阳或经济特区汕头,也都能找到遍地的投影。

  毕业于韩山师范学院地理专业的邹慧,虽家住揭阳,但毕业后选择了留在潮州。在她看来,潮州就是揭阳,揭阳也是潮州,行政上的阻隔并 不能剪切民间的关联。她说,在揭阳,也有着这么一片老城,城隍庙、学宫、进贤门、武庙、天后宫,那里的一切和潮州都是如此相似,那里的 人们也都钟情于细腻而讲究的饮食:肠粉、蚝烙、老药桔、老香黄、糖葱、牛肉丸……这些先后闪现于央视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里的食谱, 分明漾起了她脸上自豪的涟漪。

  更晚的时候,午夜十一点钟刚过,潮州新桥路边的大小店铺还迟迟不见打烊,沿街却早已摆开了各种大排档。已过不惑之年的陈得禄是一位 人力三轮车夫,拉完上一单生意后,他暂别座垫,坐到一家粥摊里点了一份鱼粥,并嘱咐老板多放点生姜。见同桌是外地游客,他便边吃边兴致 勃勃地介绍起潮州的故事。在他的讲述中,一个人与其故乡、祖居地的关系显得愈发明朗,从他的身上,分明可以窥探出莆阳先民的清晰轮廓— —

  那是一种白手起家的勇气,一个人远离故土,并非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他所要面对的是无数的未知与恐惧;而后,他需要有筚路蓝缕的勤 奋,从莆田人南下垦荒僻壤,到潮汕人沉浮商海,成功的背后总是一串串坚实的脚印。而当异乡人生地陌,他们又必须抱团互助,以团结夯下立 足的基石。

  潮汕人好饮茶,而倘若仔细观察,会发现几乎每家每户的茶盘里只有三只茶杯;如果喝茶者多于三人,他们就轮流使用,其团结精神可见一 斑。在这过程中,对给予帮助的人常怀感恩之心,类似于莆田人之于妈祖,潮汕人之于韩愈。

  当年,韩昌黎写下“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满腔的惆怅并未使他在随即到来的潮州刺史任上意志消沉,相反,在仅八个月的 任期中,他办学校、兴水利、除民瘼,以至后来的潮州百姓将当地的山水都改姓了“韩”,这份纪念也成为了一座城市的文化基因代代相传。最 后,功成名就时不忘回报桑梓。那道轮廓,其实无非四个字——善始善终。

  潮汐无言,时光犹在。因为这历史深处的激流,从一棵参天大树上伸出的枝枝叶叶,将彼此交汇,重新聚拢,覆盖住更为广袤的沃土。曾经 的苦难与辉煌、理想与背叛、坚持与放弃、生老与病死,都会因为这一刻而获得崭新的意义。

  三莆志丨科甲莆阳:文献名邦的不朽丰碑

  在莆田人的交往经验中,若要以一两个词来概括或介绍这座生养他们的城市,大概第一时间闪过脑海的只有“文献名邦”和“海滨邹鲁”。鲁, 至圣孔子的故乡;邹,亚圣孟轲的桑梓。从字义上来看,不管是前者的直接定论还是后者的名人代言,无不揭示了这座城市深厚悠久的“崇文” 传统。尽管在明末清初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经济边缘化、文化衰退化的莆田一度疲于续写既有的辉煌,于是这八个字就成了人们在漫漫长夜 里自我慰藉的星光;直到解放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安定繁荣的大环境下,它们才重又变作激励和鼓舞,召唤出更多光前裕后的栋梁之才。

  这形如正弦曲线般陡变的轨迹,其实也是一种暗示,即当我们置身恢弘神坛面前,必须以更客观的姿势、更平和的心态、更理性的情感和更 辩证的眼光去解读一切历史镜像,哪怕需借助必要的质疑和自反,来达到去伪存真、去芜存菁的目的。只有这样,存在于每个渺小个体身上的光 点才不至于被历史光晕所掩盖,才能汇聚成更耀眼的光芒。

  不可忽略,在封建时代,科举制度赋予了这片土地以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它始于隋唐,盛于明清,在漫长的进化中形成了一套严密而又 完备的人才选拔制度。当年明月曾在他的畅销书《明朝那些事儿》中,对有明一朝的科举制度详述备尽。那时的读书人都生活在“万般皆下品, 唯有读书高”的巨大舆论场中,相信“学而优则仕”才是实现人生价值的最主流途径,但据作者介绍,在这条崎岖道路上,他们至少应该接受四 场大战役:一是院试,应试者将面临从童生到秀才的转变;接着是乡试,考上者将更进一阶,化身举人;再就是会试,通过者被称为贡生;最后 才是考验是否拥有进士资格的殿试。这其中的一切荣誉,也都会被仕子们带回家乡,或雕于牌坊中,或刻于横匾上,或涂于灯笼间,代代相传。 回首来路,地点不同,称号不同,距离自己人生理想的远近也在不断改变,难怪个中的痛并快乐,常被类比为“鱼跃龙门”。

  今天,人们常常会诟病生硬刻板的科举制度对读书人创造力的绞杀抹灭,甚至还以此观照和评判当下的素质教育是否也沾染了些许封建习气 。但无法否认的是,科举制度在不同阶级、不同家境、不同身份和不同民族的读书人中间,搭建了一座公平竞争的舞台。古代的科举考试鲜有舞 弊,即使存在,其惩治力度也是极度严苛,因此,公平、公正和公开的游戏规则契合了中国人“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国民心态,成为了吸引读书 人前赴后继的主要原因。更重要的是,在儒家典籍的濡染下,仁义礼智信的核心价值观得以深入骨髓,并贯穿整部封建史;而知礼、知耻的风气 ,也成为了构成和谐社会所必不可少的砖瓦。

  当然,科举制度并非就无可厚非。对四书五经的过分专注,使得人们无法敏锐地观察到科学技术带给这个世界的巨大变革,甚至还滋长了“ 两耳不闻窗外事”的漠然,种种都为其后的丧权辱国埋下伏笔;从一个侧面,也折射出以前读书人略显病态和机会主义的学习动机:功名利禄为 先,自身修为为次。反倒是在遭遇了挫折之后,他们才会想到以佛家的释然、道教的超凡来调节自己,获得人生的升华,如李白、苏轼、王阳明 、曾国藩等众,莫不如此。但无论如何,从科举制度中浴火涅槃的精英,绝大多数还是经受住了时代和历史的双重考验。

  位于北京国子监街的北京孔庙,当中立有一片进士题名碑林,198块巨型石碑上,共镌刻了元明清三朝共计51624名进士的姓名、籍贯及其名 次,是研究我国古代科举制度的珍贵文物。在莆田,自唐以降经过论证的进士共有2482名,这也使这座城市跻身全国十大进士地级市之列;其中 ,状元21人(包括正奏状元9人、正奏武状元2人、特奏名状元8人、两优释褐状元2人),榜眼7人,探花5人,历代宰辅(含追赠)17人。若以年 代区分,有六七成进士出自两宋,二三成在明朝,剩下的在唐、清两代,暗合了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千年兴替。

  莆田的首位状元是唐末延寿村的徐寅,但他生不逢时,最终辞官回乡,将无尽的抱负遗留在绶溪的粼粼波光里。就这样到了北宋,他的后代 徐铎不辱先志,与同乡人薛奕双双折桂文武状元,赢得了神宗皇帝“一方文武魁天下,万里英雄入彀中”的赞誉,莆阳从此声名远播;此后,这 里又接连缔造了“一家九刺史,三代五廷魁”“一门二宰相,九代八太师”“昆仲两宰相”“一门五学士”“祖孙父子兄弟叔侄进士”等系列神 话,令他域望尘莫及。

  那么,在这个面积仅有四千多平方公里的海滨小城,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魔力,才能催生出如此绚烂的争艳花丛?其实,早在南宋,就有人 发出过相同的提问。绍兴八年,全国进士总数293人,莆田人独占16位。其中,黄公度为状元,陈俊卿为榜眼,73岁的林邓年纪最大,18岁的龚 茂良年龄最小,史称“四异同科”。这引起了当时皇帝宋高宗的极大兴趣,于是他问道,难道莆阳这地方有什么特别之处吗?黄公度答:“披锦 黄雀美,通印子鱼肥。”陈俊卿则回道:“地瘦栽松柏,家贫子读书。”听罢两人陈述的高宗当即大笑,点评曰:“公度不如卿!”

  这以后,陈俊卿的廷对成为千古佳话,在莆阳民间广为流传。千百年来,“家贫子读书”演变成无数院墙里的家训,承载着一代代人对后世 子孙的殷殷期盼。但倘若认真审视黄陈二人的口白,会发现这其间存在着一定的逻辑对抗:两人出自同一方水土,前者言富,后者言贫,是什么 导致了这种认知上的偏差呢?

  事实上,我们可以断定,两人说的都是真话,但彼时的莆阳也绝不贫穷。自北宋木兰陂修筑完成之后,被分流的海水日复一日,在此间冲刷 出南北洋平原,加上适宜的气候和开阔的交通,莆田渐成闽中的鱼米之乡。黄公度所说的“披锦黄雀”和“通印子鱼”,就是当时产自莆阳山海 的两大特产,因此,他想要告诉高宗皇帝,这里兴起的文脉,离不开农耕文明的有力支撑。即便是今天,推动一个地区的教育和文化发展,首要 因素仍是经济。

  而陈俊卿的叙述也绝不矫情,他在一个预设的前提下,阐明了莆田人崇文向学的坚定决心。早在初唐,从中原一路南下来到莆田的郑露、郑 庄、郑淑兄弟三人,就是面对这满目贫瘠的土地和曼胡之缨的人民,在南山建起了莆田的第一座学堂——湖山书堂。他们“附凤凰翼,与木石居 ,和乐兄弟,游玩诗书”,在这里传道授业,广开教化,开启了簪缨蝉联的序幕。后人为了纪念他们,将其尊称为“南湖三兄弟”,并立“开莆 来学”牌坊纪念之。

  往后,书堂、书院在这里如雨后春笋般站立了起来,“比屋业儒”和“十室九书堂”的盛况与官办的文庙、孔庙相辅相成,孕育出累累硕果 。明代的《重刊兴化府志》一书中,曾将郑露、方仪和林光朝誉为莆人倡儒学、建学立教和倡道学的始祖,在当时,其人留下的遗迹仍多能瞻仰 。遗憾的是,经历过沧桑的涤荡,兴化府庙学早已被拆除将尽,仅剩现擢英中学校内的一座泮桥和残余石碑、石构件若干,成为福建下四府文庙 中唯一不复存在的古建;平海卫文庙也仅余些许断柱残碑,被立于平海中心小学内供人凭吊;原涵江孔庙也只剩下一座孤零零的正学门。但我们 仍应庆幸,与上三者的衰败毁弃相比,今天的莆田人仍可从保存良好或得到维修的仙游文庙、黄石文庙、东埔吉了寨孔庙和度尾朝天文庙中,一 窥去日繁华的清晰背影。

  到了明朝,书生林龙江集儒、释、道三教教义为一体,创立了“三一教”。他生活的年代,正是东南沿海频遭倭寇肆扰的时期,于是,他在 莆田各地的书院悬壶济世,救助在兵燹和瘟疫中受苦受难的人民,深受百姓爱戴。后来,这里的大小书院就成为了三一教传教布道的宗教场所。

  悠悠岁月,沧海桑田。尽管时过境迁,但那场黄公度和陈俊卿从经济和风气两个层面关于兴教之道的辩论,于今犹有借鉴意义。对比清朝莆 田科举的没落,其原因正是连年的战乱和截界,极大损伤了莆田经济的根基;反观2002年以来福建省的高考文理科状元,无一是出自莆田地区的 学校,亦是由于在经济更发达、社会更多元的今天,人们对读书的价值产生了怀疑,对学习的信念也有所动摇。可见,这两者缺一不可。

  然而,黄陈二人似乎还遗漏了至关重要的一点:一座城市的诞生、兴旺和衰落,这诸多的结点莫不受到人才去留的左右。不管是早前的中原 两河流域,还是后来衣冠南渡的福建,又或是近代的通商口岸,它们的兴衰起落都是在移民潮的催化下完成。不同地域的智慧结晶,因为不同地 域人民的迁徙交融,实现了碰撞与新生,才有了崭新的文明。

  因此,今天的莆田只有以更开放的姿态,打破横亘自身日久的地域成见,去接纳老莆田人和新莆田人,去打造足以吸引人才的宜居宜业莆田 ,才能重塑昔日的神话。

  三莆志丨神佑莆阳:至诚至善的民间信仰

  在北上省城求学之前,张梅认为自己是一位生活在农历中的女孩:每年正月,家里都会往老家祖屋的砖墙张贴上一张火红的春牛图。十六年过去 了,岁月追赶着岁月,时光覆盖着时光,唯一不变的是,母亲那双愈发苍老布满皱纹的手总能准确地从图中摘下一个个节气和节日,提醒着全家 人四时正在变迁,传统仍被延续;而除了这些早已被标注并打印好的时点之外,另一些重要的日期,也在这一家子年复一年的温故知新中,铭刻 成灵魂深处的隐形基因。

  农历三月廿三,尽管晨曦微露,对岸开往湄洲岛的文甲码头便已开始了一天的喧嚣。母亲领着张梅早早来到这里,加入等候进岛的庞大队伍 中。七点整,第一班船准时出发,在一声响亮的汽笛声里,张梅独自来到甲板,望着远处久违了的海面。三月的海风温暖而柔和,轻轻撩动着少 女的长发与裙裾,有如自然慈爱的抚摸;三月降生的人,许是有了这季节的濡染与感化,也装满了大爱的情怀,就如那尊渐次靠近的高大妈祖像 。香客虔诚而来,只为在当天纪念她的诞辰,并祈求来年家业兴旺,出入平安。千百年来,人们通过这种自发、准时而不间断的朝拜,蹈行着一 座城市及其神性之间的契约。

  时间回溯至公元960年,是年正月,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建立北宋王朝。这次在中国封建历史上少有的和平政权交接,显然并未打破远在 东南边陲莆田的林愿一家的宁静,只是家中出生于三月的小女儿林默,其出生时不会啼哭的怪象令全家人一筹莫展。当时他们并未意识到,这位 离奇降生的渔家姑娘将会在27年之后的一次海难中因舍身救人而魂归海天,他们更无法想象,在女儿离世后的漫漫光阴中,后人对她的敬仰、尊 崇和朝拜,会如绵亘不绝的海浪,赋予其无尽的生命!在他们看来,眼下的当务之急就是治好这种“怪病”,林愿夫妇于是选择了祈祷神明。这 一行为也为我们传递了一条富有启发性的信息,即早在一千多年前的宋朝乃至更早,在尚未完全褪去蛮荒胎记的福建,便已有无数的神明,以其 若即若离的方式,充当着彼时人民的精神依托的角色。

  纵观中国的民间崇拜,大致可分为三大高峰期。一是三皇五帝时期,鸿蒙初辟,教化未开,神话人物多为《山海经》中描述的人兽同身,我 将其界定为图腾崇拜,这个阶段的神祇奠定了民间崇拜中最初的派序;二是武王伐纣时期,能人异士,层出不穷,于是有了后来的姜子牙封神, 我将其界定为英雄崇拜,这个阶段的神祇填充了民间崇拜中职位的空缺;这以后中国的民间信仰,开始逐步走向平民崇拜阶段,在各地,肉身成 圣的模式渐成主流,拉近了民间崇拜与日常生活的距离。从图腾崇拜到英雄崇拜再到平民崇拜,除折射出社会进步外,“以人为本”的思想也在 不断萌芽,根深蒂固。在莆田,衣冠南渡之后的民系融合以及唐宋以降的科甲文明,使得上述三大时期的分水岭在此得到了完整的保留和薪传。

  福建,旧称“闽”。早在东汉,文字学家许慎就已在《说文》一书中写道:“闽,东南越,蛇种。”蛇这种生物,自然就是斯地最早的图腾 。和福建其他地方一样,早年的莆田曾建有许多供奉有蛇王的庙宇,本地人称之为“青公庙”,只是后来多有演变或佚失,早已无从寻踪。现今 莆田地区的图腾崇拜,主要以玄武庙和齐天大圣庙居多:玄武,又名真武,道家四灵之一,其形象为龟蛇合一,位于黄石镇上的澄瀛北辰宫,即 是莆田地区玄武崇拜的主要庙宇,与笏石月溪宫、兴化府城隍庙并称莆阳三大名宫,然而宫内的玄武塑像,早已摆脱了原始形态,取而代之的是 一位手持宝剑的“玄天帝君”;齐天大圣,即《西游记》中的猴神孙悟空,现今莆田涵江地区多有其庙宇,最著名的当属位于萩芦镇崇圣村的崇 圣宫,因其年代久远,最早修建可追至唐代,故民间流传有“未有兴化,先有崇圣”的说法,与前者相似,莆田的齐天大圣形象也多为人形。这 标志着,在玄武崇拜和齐天大圣崇拜成为主流的年代,英雄崇拜已经开始了与前者之间的碰撞与融合。

  明代小说家许仲琳在其代表作《封神演义》中塑造了数以百计的道教神祇,除少数耳熟能详的(如杨戬、哪吒、李靖、雷震子等)外,更多 的是作为一种对号入座的象征(如五岳正神、二十八宿、天罡地煞等)。凡所有司,上至日月星辰风雨雷电,下至山川湖海江河社稷,都有着相 应的神职与之对应,正因如此,英雄崇拜也可视之为守护崇拜。在莆田,守护崇拜尤其突出,城有城隍,境有境主,社有社公,山有山神,甚至 连封建时期的各级军营也都设有守护军旗的旗纛庙,众神各司其职,并配有相应的祭祀日期。由于守护崇拜中祭祀主体的符号化和模糊化,使得 平民崇拜也在是时大行其道,二者之间同样有所碰撞亦有所融合,民间崇拜开始呈现出更多元化的格局。

  为了厘清诸多神明的先后主次,依然是在明代,自宋朝沿袭下来的主祀和淫祀制度显得更加泾渭分明。主祀,顾名思义就是主要的祭祀,多 用于一些官方常规祭祀的对象及少数奉旨祀典的平民神祇,代表的是一种政府行为;剩下的,都归淫祀的范畴。而淫祀有时又可升格为正祀,在 君权神授的时代,这对生活在相应信仰半径内的百姓而言,代表着一种无上的荣耀,是故无数金榜题名走马上任的学子,都热衷于整理各自家乡 、各自辖区内平民神祇的显灵事例,上报朝廷以博取敕封,颇有些类似于今天各地争先恐后的“文化走出去”战略。

  更重要的是,一个人从平民身份到超凡入圣,它的意义不仅在于打破了人类与神鬼之间的界线,也昭示着这个人身上所具备的某些优秀品质 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同和普及。其中最有名的当属关羽。在《三国演义》的“玉泉山关公显圣”一章中,受到普净禅师点化后的关羽,完成 了从提刀四处寻仇的无头游魂到万民钦仰的“关圣帝君”的华丽转身;之后,“佛教伽蓝”“武财神”“武圣”等一系列的累世褒封,无疑是对 其身上的大忠大义和大智大勇的最高评价。

  与关羽相比,莆田民间的平民崇拜,则显得更为丰富,大抵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胸怀大爱之人。2009年,“妈祖信俗”以其大德、大善、 大爱的精神内涵和远播海内外的影响力,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中国首个信俗类世界遗产。而在妈祖之前 ,莆田就已有因伏波利济有功而被镌刻进《兴化军祥应庙记》石碑的“显惠侯”;在妈祖之后,又有筑陂惠民的长乐籍“圣妃”钱四娘、除暴安 良的永泰籍“都天御史”张慈观,以及悬壶济世的莆田籍“三一教主”林龙江等人。这些民间信仰经久不衰的生命力,充分显现出莆阳大地上一 脉相传的大爱情怀。

  第二类是节义忠贞之士。安史之乱中,因拒不投降而杀身成仁的莆阳江采苹和雷海青两人,被乡亲分别奉为了“江东妃”和“田公元帅”; 哪怕是在睢阳之战中捐躯国难的山西籍守将张巡和浙江籍守将许远,也都被莆人请来,成为莆禧古城与仙游县的城隍。南宋末年,陈瓒、陈文龙 在福建率众抗元,却终难力挽狂澜,城破之日,陈瓒被元军车裂,陈文龙在被押至杭州的途中绝食而亡,叔侄二人后分别被加封为兴化府与福州 府城隍;那时,因受制于元朝统治者的残酷镇压,莆田邑人只有假托杨家将五郎杨延德,嫁接以“杨公太师”之名,来寄托对陈文龙的追思。明 朝倭乱中,率兵南下在莆田取得林墩大捷的民族英雄戚继光,以及其手下屡立战功的莆田籍朱圣彬、戴嘉祉二将、战死沙场的广东籍水师将领孔 兆熙等人,也都分别在黄石林墩戚公祠、平海彰善庙及黄石江东飞燕府里享有一方香火。他们的铮铮铁骨,锻造出莆人性格中与大爱情怀共存的 另一面。

  第三类是行业一代宗师。安史之乱中正义凛然的雷海青,因其梨园教头的身份,被从业者敬为“戏神”及“莆仙戏鼻祖”;五代十国间发明 海水晒盐的陈应功,被后代奉为了“盐神”;在红木行业风行水上的仙游,人们则竞相供奉“木匠祖师爷”鲁班;在诗书鼎盛、科甲扬名的古兴 化县山区的新县镇广宫村,还有着一座全国少有、八闽唯一的李白庙。行业之神的出现,从一个侧面映射出莆阳文明的辉煌轨迹。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进步,种种民间崇拜看似已经完成了它们的历史使命,因为迷信必将被科学所取缔。但事实上,在不断传承与传播 的过程中,我们早已不能单纯地仅以“迷信”一词对其一言蔽之,因为它们身上已经被赋予了崭新的意义。无论这个年代信仰有多贫瘠,古老的 民间崇拜还在以沧桑的面庞,提醒着人们要时刻保持敬畏与感恩之心,并以其丰富多样的优秀品质持续传递着正能量。

  一回我来到平海,认识了住在平海卫城隍庙中看护文物的八旬老人陈启源。一番寒暄后,我们开始熟络起来,他坎坷的身世也再一次经过那 对年迈的嘴唇。解放初期,由于家中亲人被国军抓了壮丁,导致他也受到牵连,不仅大学毕业后就业无果,连青年时代的爱情也在轰轰烈烈的政 治运动中告吹。如今他孑然一身,虽然早已平反,但原应赔付的工资却因数额巨大而遭到了刻意回避,他只有自食其力,守着微薄的收入勉强度 日。城隍爷成了他唯一的精神依靠。

  无独有偶,又一回去莆禧古城游玩,遇到一户人家因遭村里权势强占土地,而从园庄镇远赴莆禧城隍庙求神问卦。我觉得既可笑又可悲。可 笑的是这样的做法不仅无济于事,还略显幼稚;可悲的是在公平正义的阳光下,尚存有些许阴暗的角落。

  好在偶逢张梅是开心的。在福州的南后街,这位即将大二的莆田姑娘正站在街口的岗台,向工作人员仔细询问报名参加2015年首届全国青运 会志愿者的事宜。她说,如果有机会,她要把妈祖故乡的大爱精神带给五湖四海的兄弟姐妹。

  那时我突然释怀了。同样是一座城市,同样是一种信仰,发生的故事却有喜有悲,有笑有泪;相同的只有这里的人们对真、善、美的坚信。 它们也许从未到来,它们也许正在途中,但有了这份坚信的呼唤,它们必将如期而至!一切,不过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正如有句话所说的那样: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三莆志丨清风莆阳:经世济民的吏治遗产

  当时,中年丁忧的深州知州陈池养返归故里,镇海堤上空低沉厚重的云翳,帮助他参透了人生的奥义——再志得意满的滔天潮水,到了大陆的边 缘,莫不是后浪摧前浪;再粗砺卑微的条石,只要坚守“要留清白在人间”的内里,也终成海岸长城。做父母官亦复如是:为己谋当知止,为民 求应无终。他于是决定不再出仕,转而留守家乡投身公益,而他与镇海堤的缘分还有待续写。数年后,在一次空前剧烈的风潮中,海堤决口八百 多丈,周边民众苦不聊生,他毅然挺身而出,在时任闽浙总督孙尔准夫妇的大力支持下,完成了重修工程。

  如今的镇海堤旁,坐落着一座崭新的纪念馆,馆内祀有九尊塑像,分别是陈池养及其前后的九位镇海堤的建造与重修功臣。千百年来,这条 始于唐代的“八闽第一堤”,在时间与空间坐标轴上的不断延伸,已俨然一篇震古烁今的华美帖文;九位最具眼光、胆识与韧性的撰文和跟帖者 们,在这里实现了穿越光阴的交流。他们中有执政一方者如观察使、总督、知府、知州,有吏治一域者如县长、医院院长、镇党委书记,相同的 是,众人所缔造并传承的,不仅是一堤镇海百姓安宁,更有那政通人和的莆阳清风。

  在“学而优则仕”的封建时代,军政官员与文人身份的高度统一,使得儒家的“仁义礼智信”成为了当时社会的核心价值体系,其所倡导的 立功、立德与立言等“三不朽”也成为了古往今来无数政客的人生目标。莆阳以东海之滨的一席弹丸之地,创造了“文献名邦”的科举神话,若 论功,首推“家贫子读书”的崇文风气,以及争先恐后的德育风尚。莆阳的士子一朝离乡,遥望桑梓,想起先贤所遗留的精神财富,哪怕他正举 世皆浊孤军奋战,也觉充满力量而义无反顾。

  那时泉州城东郊的洛阳江,虽有渡口名为“万安”,但风雨交加时,舟船沉溺无数,知州蔡襄决心改变这一切。在其后的七年间,他克服种 种困难险阻,“糜金一千四百万”,主持修建了长达三百六十丈的洛阳桥。自此,渡口两岸“万古安澜”,再无水患。与他同时代的白塘人李富 ,在宋室危急存亡之际,捐献家财,招募义军北上抗金,成为了韩世忠麾下的一员将领。然而,因主战策略为秦桧所抑,壮志难酬的李富不得不 解甲归田,开始了慈善事业。终其一生,李富在莆阳共造大小石桥三十四座,另筑堤垦田,建寺兴学,深受邑人敬仰,死后更是得到了“千载殊 绝”的高度评价。

  许是有了同宗堂兄的激励,青年蔡京在出任钱塘校尉一职时,也时刻抱着以天下为己任的雄心,积极推行王安石的熙宁变法;当听到家乡修 筑木兰陂一事因资金紧缺一度停滞时,他当即上奏朝廷,筹钱七十万缗,最终促成了这一壮举。只是后来,浸淫官场多年的蔡京封相受印,权倾 朝野,也渐渐迷失了自己的初心,因为花石纲之役招致千古骂名,甚至位列“六贼之首”,最终死于流放途中,身后的坟茔也一度废弃。其一生 的落差,正应了《诗经》中的那句话:“靡不有初,鲜克有终。”蔡京的悲剧,绝非个体的悲剧,直到今天,它仍以相似的方式在不同地方的不 同人身上轮番上演着,也为后来人敲响了警钟。

  在蔡京的映衬下,闪现于另一些人身上的品质便显得尤为可贵。嘉靖晚期,受严嵩父子祸害的大明帝国已进入飘摇之秋,以徐阶为首的新一 批内阁开始策划对其的反攻,而莆籍御史林润则在这时勇于充当先锋的角色。他上书朝廷,将自己在江西巡查江防期间收集到的严世藩抗旨回乡 的证据一一罗列,朱厚熜看后大怒,下令处死了严世藩;后《明史》评严嵩父子之败,乃“发于邹应龙,成于林润”。与林润职业相同的清朝御 史江春霖,其所生活的时代亦如一匹奄奄一息的骆驼,在最后一根稻草面前步履维艰。尽管如此,他仍敢于谏言,将矛头直指当朝亲王奕劻及权 贵袁世凯,最终遭到罢黜,怀着对王朝崩塌的无限恨意,回到萩芦的梅洋老家——后人将其誉为“有清御史第一人”。

  可再多的赞誉又如何?林江二人,一个是供职于南京机构的留都人员,一个是官阶低下的小小言官,都徘徊在政治中心之外,纵有经世济国 之才也无从施展,但他们值得称道、使人铭记的,恰恰是那自始至终持之以恒的一身正气!达者兼济天下,固然令人向往;穷者独善其身,亦是 一个严峻的命题。与林润同朝代的柯维骐,在得知仅官授南京户部主事时,未领官牒就告假回乡,一心撰写《宋史新编》。在他之前,辞官独居 深山三十多年的宋人郑樵,写出了与《通典》《文献通考》并称“三通”的史学巨著——《通志》。遗憾的是,当宋高宗刚刚授予郑樵以“枢密 院编修”一职时,后者就因积劳成疾与世长辞。看来在怀才不遇的年代,著书立说成为了文人们唯一的出路。

  值得一提的是,在彼时,即便是大展宏图的显赫官员,也都不约而同地将著述当作自我价值的一种升华。蔡襄、蔡京两兄弟在书法上都有着 很深的造诣,前者对茶和荔枝也有深入的研究,并传有《茶录》《荔枝谱》等两部学术著作。因两人历史褒贬的不同,后人对宋代书法四大家“ 苏黄米蔡”中的“蔡”字所指,还一直存有较大争议。无独有偶,官至工部尚书的刘克庄,也因其在诗、词、文上的成就,被推为南宋末期的“ 文坛宗主”。

  据统计,科举年代间,莆田共培育出进士2482人,宰辅17人,这浩如星辰的天之骄子里,立功于国、立德于民、立言于世的又何止上述数人 ,又怎能一笔写尽?只能窥斑知豹。但是,在莆籍首登进士的林藻之前,在“缦胡之缨,化为青衿”之前,又是谁,播下了这片土地上一缕清风 的种子?

  旧时各地的庙学均设有乡贤祠和名宦祠,前者所祀为本土贤能,后者所祀则多为任职当地的外来官员,两者又相辅相成,发挥着弘扬道德、 教化民众的积极作用。明代修撰的《重刊兴化府志》,为这些人预留了足够的篇幅。

  从莆田首任知县陈迈,到兴化军首任知军段鹏,再到兴化府首任知府盖天麟,历史赋予他们与莆田的因缘,均在行政沿革出现变动的特殊时 期,也因此,他们抓住了百废待兴的机遇,成为了一座城池最重要的奠基人。错过了这些时间节点的,依然能有所作为:宋代的晋江籍知军曾用 虎,加固了原有的军城和惠泽山区的萩芦太平陂;明代的揭阳籍知府黄一道,先后重修了宁海桥与镇海堤;共和国成立之初,远离山东故土的南 下干部原鲁山,以其朴实爱民的公仆情怀,连任四届莆田县长,修建了莆田人民的“大水缸”——东圳水库……他们敢为人先的创业精神,激励 了无数的继任者和人民。

  另一些外籍官员,则为莆田的文脉注入源源不断的生命。唐代太府卿郑露、中郎将郑庄、常州别驾郑淑兄弟三人,自河南荥阳长驱入闽,于 莆田南山开辟湖山书堂,弦歌倡学,成为了“海滨邹鲁”的滥觞;明代探花岳正,在出任兴化府知府期间,重修了涵江孔庙,新建了正学门,并 以其极具个性的人格魅力,在莆阳青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政声人去后,民意闲谈中。不妨再回到镇海堤,回到那一片海域、那一道滩涂和那一方子民,修葺一新的纪念馆就位于他们的村庄。设想假 以时日,馆内被塑成雕像、享用百姓香火的人定然会越来越多,你说不清会是一个两个还是一群两群,说不清他们来自何处或曾经去过哪里,但 你一定说得出他们的近似——因为高悬他们头顶的那块横匾,自挂起之日便未曾蒙尘;而匾上“有德者居”这四个大字,在“人兴业茂,清风明 月”的今天,尤其需要每个人毕其一生,身体力行。

  三莆志丨血色莆阳:可歌可泣的苦难记忆

  两千多年前,因当时据守东南的闽越王余善在对汉廷的政策上采取反复无常的态度,汉武帝由此忍无可忍,决定派大将朱买臣兴兵征讨。为抵御 南下的天子之师,余善本意欲借福建山水“狭多阻”的天险之利负隅顽抗,最终被证明不过是以卵击石,不仅自己招致了被手下枭首的杀身之祸 ,其子民也都被一纸诏令尽数迁移至江淮流域。此时,距离他当初谋弑兄长驺郢并代而为王只有短短二十余年。后来,当史官司马迁回顾这段往 事,在痛悼无诸的开闽宏图竟一朝遭受“灭国迁众”噩运的同时,特地将余善的大逆与其先祖大禹的大德、勾践的大业进行比较,并声严色厉予 以怒斥。

  岁月荏苒,刀枪褪掉锋影,鸣镝消去铮音。两千多年后,在莆田的一些山区,仍留存有当时闽越王国的屯兵旧迹:游洋镇的龙穿城、钟山镇 的蛇湾城以及榜头镇的鸡子城。如今,这些地方早已荒草丛生,人去城空。但倘若将其置于整部封建史的视阈下,便会发现,这些最初由余善亲 手修建并寄予厚望的铜墙铁壁,虽不能让人从中窥探到更多闽越先祖铩羽而去的细节,却早在筑成伊始便已于莆阳大地上埋下了一枚血色残阳。 多年后,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将反复目睹这颗残阳东升西落,伴随着七杀星、破军星和贪狼星的夹击围剿,他们的时代也将在数不清的兵燹硝烟 中隐现沉浮。

  那时是西晋,当五胡乱华的铁蹄一再践踏丰饶辽阔的中土,从黄河流域启程远徙的氏族汇成了入闽的第一波移民潮。回首,是萦绕在恶梦中 的刀光和弥漫在空气里的血腥,他们甚至还来不及细想等到了陌生疆域将何以安身立命,就要义无返顾马不停蹄。直到穷山恶水横亘前路,这才 稍稍心安:那些骑在马背上驰骋的民族是断不会追到这里的吧?殊不知,他们携带而来的国破家毁的宿命,将会与闽越国的悲怆形成共振,一同 觊觎着这里稍纵即逝的安宁。

  正在人们就要对此间的“阡陌交通鸡犬相闻”习以为常时,最早打破平静的是来自莆田山区的一声疾呼。北宋初年,枫亭陈洪进对赵氏纳土 称臣,由于不满赵宋的繁重课税,游洋林居裔揭竿而起,率领近万农民起义反抗。然而,实力上的悬殊使他们很快败下阵来,不久,林居裔缴旗 投降远走他乡,换来的是兴化军的成立和此后一整个时代的科甲鼎盛簪缨蝉联。但即便如此,一个王朝仍要循着它既定的轨迹走向末路,走向冷 兵器时代无从规避的灭亡。

  于是,在历史的转折处,忽必烈找到了他的正当性。蒙古铁骑所向披靡,很快将战火烧到了福建,并操控东南战局,却不想在莆田遭受到不 小阻力。以陈瓒、陈文龙叔侄为首的民间力量,配合着节节败退的南宋遗兵,在这里苦苦维系着王室的最后一丝喘息。他们难道不懂得“覆巢之 下安有完卵”的道理吗?他们本可效仿周边的各大府州,认识时务,投诚倒戈,在政权交替时保全爵禄性命。但读书人的骨气和莆阳人的血性, 告诉他们只能破釜沉舟。一番僵持后,在城破之日,蒙古人大肆屠城,并将满腔的怨气加诸陈氏一门:陈瓒惨遭车裂,陈文龙则在被押解至杭州 之后绝食而亡。他们的舍生取义,无愧于后人冠之的“节义愧当时”的赞誉,其族亲有侥幸免于身死的,亦无不毁家纾难,继续护送宋室的龙辇 一路往南,直到崖山。

  当前,史学上流传有这么一种论调:崖山之后无中国,明亡之后无华夏。且不论个中是否带有偏激的成分,可以肯定的是,经此一役,整个 莆田的文脉几乎遭受到了毁灭性的冲击;而留存的那小部分,在此后虽也有复苏迹象,但已与两宋时期的辉煌相去甚远,并最终将在明亡之时再 遭风霜。

  更残酷的是,所谓风霜并不是一次决绝的毁灭,而是自宋至今历朝历代从未间断的阵痛。历史并不会因为一个地方曾遭受过的苦难,而对其 萌生恻隐之心;相反,它总会以变本加厉的态势,将更多的劫数倾注其间。这么说来,一座城市在无数的战事和耗亡中栉风沐雨,反而有了一种 历劫的意味,并最终圆满涅槃,化生出自强不息、敢拼会赢的地域性格。

  元人统治中原末期,割据泉州的波斯戍军一度北上肆扰,在莆田、福州两地频开杀戮,史称亦思巴奚兵乱。特别是这些番客,还曾数次插手 莆田乡斗,激化民间矛盾,直至覆水难收。在长达十年的拼杀中,福建沿海生灵涂炭,百姓背井离乡,不仅泉州港趋于没落,原兴化县的人口也 锐减至不足五百户,并终于在明初的行政区划中遭到裁撤。

  在痛定思痛的阴霾下,莆田人借来了近两百年的和平时光,却不知需因此赔付更大的代价。嘉靖年间,远渡而来的日本浪人在闽浙地区烧杀 抢掠,虽都是些游击战术,却令大明头痛不已;后来,浙江巡按使王本固又急于求成地将海盗王汪直投狱杀害,致使倭寇之祸终于溃堤。被打破 管理和秩序平衡的倭寇开始大规模集结,作乱沿海近十年,不仅加速消磨了明朝的气数,更让百姓谈倭色变。

  这其中,莆田首当其冲。嘉靖四十一年除夕,倭寇趁人们欢度佳节不备,连夜偷袭得手,并屠杀城内军民三万余人。作为首个彻底沦陷的府 城,莆田的失守令朝廷大为震怒,民族英雄戚继光也因此开启了与这片土地的传奇遇合。

  一开始,戚家军的进展并不顺利。尽管在进入莆田之前,他们曾取得过白水洋、横屿、牛田等大小战役的胜利,且都以悬殊伤亡比而告终, 然而,就在戚家军莆田首役林墩之战中,由于倭寇的垂死挣扎,明军牺牲六十九人,成为所有战役中伤亡最惨重的一次。值得庆幸的是,此战一 举歼灭倭寇三千名,斩首九百六十颗,倭寇从此阵脚大乱。不久后,戚家军又以风卷残云的气势发起平海卫之战,再度斩敌两千六百余人;而后 ,被击溃的万余倭寇慌不择路,逃往仙游,又迅速被戚家军清洗殆尽。戚继光仅用了一年时间,就肃清纠缠莆田日久的倭患,无怪后来人们将其 敬为神明供奉至今。

  值得一提的是,当年戚继光初到闽浙,匮乏的军力令他深陷无米之炊的困顿。深思熟虑后,他决定就地招募新军,但兵源所在随即又成了棘 手的新问题。一次偶然机会,在义乌亲眼目睹一场乡斗的他,当即断定义乌人身上所具备的团结协作的精神和骁勇无畏的性格,正是他在铸造强 大军魂中所不可或缺的两大因素。很快,义乌人便以一系列战功回报了戚继光的慧眼独具。由浙入闽,戚家军声名远播,攻无不克,仅仙游一县 就先后在虎啸潭、龙泉、龙华、大济等地速战速决数十次。据史载,戚家军曾在城中与倭寇展开巷战十八次,如今那片区域被唤作“十八战”; 追剿逃兵时,又前后九战九捷,其地也得名“九战尾”;只是,他手下的义乌籍大将童子明,却因在虎啸潭间遭遇埋伏,不幸壮烈牺牲。

  2014年12月13日,中国首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举行,得到了全球媒体的广泛关注。在莆田,日本人留下的罪孽和仇恨同样深重, 这段记忆也在以莆田人自己的方式代代相传。由于彼时倭寇破城是在除夕,当逃难民众重返家门已是大年初二,迎接他们的只有亲人冰冷的尸体 。自此,莆田人过年就有了大年初二不拜年、大年初四(仙游县为大年初五)重新过一次大年的风俗;就连门上张贴的春联,也会有一截留白, 称为“白额春联”。不仅于此,莆田民间的很多庙宇及地名也都与抗倭往事多有关联,除上述的十八战、九战尾之外,还有林墩的戚公祠、黄石 的飞燕府、北高的万灵宫、平海的彰善庙、江口的东岳观以及龙华的磨头街等,都为了纪念这片土地上可歌可泣的抗倭英雄。今天,这种种方式 早已融入莆田人的基因,告诫一代代的人们要牢记先烈,不忘前耻。

  倭寇刚去不久,满人又接踵而至。与蒙古人相比,这次,他们在莆田并未遭遇类似早先的大规模抵抗,只是发轫于南少林的天地会,却要将 “反清复明”的旗帜扛到大清国祚的最后一刻甚至更久。无休止的抗争与镇压,换来的是长期的截界内迁,莆田文脉滑向了式微的顶点,有清一 朝的科举变得乏善可陈;加上在道光年间走到极端的民间乌白旗械斗,更是加速了地方的内耗,结生了“好恶斗狠”的辱名,不仅于地区发展毫 无裨益,更进一步拉大了莆田与周边城市的经济与文化差距。

  清朝晚年,莆田的一些仁人志士又挺身而出,投入到辛亥年的革命洪流中。再往后,莆田地区又在闽中工委的组织下,成立闽浙赣人民游击 纵队闽中支队司令部,后者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都甘愿牺牲,为谋求闽中地区人民的自由解放做出了巨大贡献。

  纵观这上下两千余年的历史,不难看出,在长期以来以汉民系为主的莆田地区,降临在这里的每一次沧桑巨变,莫不是由于外族入侵所致。 也许这种说法略显狭隘,还有可能被视作民族沙文主义,但这确非笔者的本意;从因成千上万种不同缘由而发生的流血事件中得到一些启发,这 才是本文的真正目的——

  一个地方、一个民族和一个国家,有文无武则奴,有武无文则野。在面对人祸时,也常只会出现两种人:一种自体内催生出血性,一种往深 渊化归为血水。也许有人会问,有血性的人难道就是金刚不坏、就不会流血死亡吗?当然不是。区别就在于,在同一种血色中,前者必定以更浓 的色泽和更暖的温度为人所识别。

  但血性还仅仅只是一个中性词。王阳明在《心学四句教》中写道:“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 。”血性,只有将其放置在善恶、正邪的价值体系中,围绕其展开的讨论才有意义:在普世价值前,它是天道、是仁义、是气节、是情怀;相反 ,背离了普世价值,它就只能是狭隘、是自私、是凶残、是毁灭。

  而今天的我们所要做的,恰恰是存一身正气,留一腔血性,自强不息,珍爱和平。只有这样,才能最终规避血色,摆脱噩运,实现一个地方 、一个民族和一个国家的伟大复兴。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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