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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玉龙自述:我的教育人生——向前,向前,勇往直前!

问对教育2018-03-12 17:05:48

回到儿童,回到原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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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0月18日,是李玉龙老师逝世一周年纪念日。特刊发老师在2014年“第一线全国教师高级研修班”(黄埔7期)上的演讲实录,以此纪念。


文|李玉龙(演讲) 

文字整理:野树  蔡林秋 编辑校对:王艳芬


我在部队待了14年。当年上军校,因为铁马冰河常入梦。但是,14年的军营生涯告诉我:和平年代是一个真正的军人的坟墓,尤其是在中国。没办法,军营已经对我丧失了任何吸引力。所以,1999年底,我决定离开。


到哪里去呢?我不想转业去当所谓的公务员,过那种按部就班的生活。我决定以战士身份退伍,自己寻求自己的出路。但是做什么呢?当时的我觉得,没有什么是不可以做的,没有什么是我不能干的,包括到火车站当人力车夫,扛大个。但是,具体做什么呢?在部队晃了14年时间,就这么一点经历,没有任何其他的工作经验。所以,“拔剑四顾心茫然”。



✎走进教育:搭建平台做大事


就从1999年12月的一个下午讲起。当时我还穿着军装,因为回部队处理事情。公共汽车路过四川日报社,那儿有个站。我抬头一看,二楼有个职业介绍所。那一瞬间,我不知道怎么心动了一下,从车上下来,到了介绍所。


工作人员说,你填张表格吧。所有的表格,工作经验、工作简历等等,我都填了空白,只在“收入”那一栏,我填了一个数字——2500块,那是我在部队工资的两倍。因为当时觉得没有什么衡量标准,只有工资可以量化。


工作人员看了半天,说,哎,你这个收入待遇要求有点高啊,我们这儿没有这么高收入的职位给你。没有?那我就走吧。刚走到楼梯处,那工作人员叫住我说,哎,你稍等一下。她从柜子最下面的一层格子里拿出一个登记本,翻到几乎是最后一页,说,有个编辑\记者的工作你去不去?


我问:钱多吗?


她说:《华西都市报》的记者、编辑,一年怎么也有个十万块钱吧。


这个数字可能有水分。我见钱眼开,说:去!


她马上就打电话联系。当时是《教师之友》杂志在招聘,其实,那时招聘已经截止。那天下午,那个工作人员不知道怎么发动三寸不烂之舌,终于说动了杂志的副主编,说,那就让他来一趟吧。


当时的杂志社在盐道街三号。杂志的常务副主编钟丽曦老师接待了我。她问我有没有写过什么文章,恰巧那一天和前一天的成都的一份报纸——《商务早报》——上连载了我的一篇文章,谈台海问题的,是当时的军事热点。我把两份报纸拿给钟老师。


钟老师看了一会儿,抬起头来对我说,哎呀,我没看懂,但是文字不错,思路清晰,我们的招聘已经截止了,下周一面试,有七个人参加,都是在这个报社那个报社工作的,只有你特殊,共军少校,穿着军装,要不你下周来参加面试?


面试的时候,我是最后一个出场的。我完全记不清当时说了什么,只记得,在我讲我打算怎么去当好一个编辑和记者的时候,当时四川教育出版社的李晓翔社长和钟老师边听边点头。等我说完,钟老师跟我说,我们就定了,就小李吧。


很幸运,就这样,到了一个教育杂志社。也就是说,那一天在公共汽车上无意间的一瞥,注定我和教育发生了关系。从此,开启了我心潮澎湃的教育人生。


当时的杂志社只有钟老师和我两个人,因此,我一进去就是绝对的主力。


我的第一篇文章是谈课程改革的。一个当兵的,一进来就谈这个很专业的话题。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李社长去开了一个会,关于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1999年刚开始。李社长拿回来三个塑料袋的资料,全部是各种专家的文章。李社长说,小李呀,你回去把这些文章看一看,吃懂、吃透,再做个采访,写一篇文章出来。


这个文章是当时杂志里最重要的一个栏目文章,叫“特别策划”,每篇要一万多字。我三天三夜几乎没怎么休息,把全部文章看了一遍,然后采访。第一个采访的人是当时四川省教育厅的副厅长汪风雄。我敲了他办公室的门,他刚好端着茶杯出来。


我说:汪厅长,我是《教师之友》杂志社的记者,想就课程改革采访一下您。


他马上说了一句:你预约了吗?


我刚当记者,什么叫预约?我说:我是新记者,还不知道什么叫预约,我的问题很简单,您能不能简单地谈几分钟?


他说:好吧,坐下,我下午还有个会议,谈5分钟。


因为我之前准备得比较充分,所以他一坐下来,一系列的问题就把他套住了,一谈半个小时过去了。第一篇文章出来了,杂志也就这么做下来了。


接下来杂志怎么做?以前,这份杂志和大家看到的其他教育杂志一样,可能更糟糕,全部是论文、论文、论文。《教师之友》从那时候开始尝试改版,论文发不发呢?我们想改。但是文章从哪里来呢?我想,要做就做最高端的,要找就找最高级的。找谁呢?北师大、华师大两所高校加一个中央教科所,当时是国内最高的教育科研机构。我找了一些北师大、华师大和中央教科所的著名教授的名单,然后就只身到了北京,一个一个当面去找他们谈。这一谈一交流我才明白,中国教育为什么如此糟糕,因为这些所谓的知名教授,在我看来水平是相当地差。我觉得我从部队出来,对教育完全不懂,我的思维都比他们强很多。所以说,简直是太失望了,怎么办呢?


这些人不堪用,用不上,用了还不如不用,必须开拓新的资源。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认识了在我们研修班第一天【编者注:指2014年在成都同辉(国际)学校举办的黄埔7期】做讲座的丁东老师。在北京的时候,我刚好到崔卫平老师家里去,丁老师当时也在场,我就和他商量,我们能不能在北京做一个国内非教育界一流学者和一线教师的对话?丁老师说,可以呀。就忙开了。第二天晚上,我们就在国家行政学院召开了一个小范围的座谈会。


参加座谈会的有北京电影学院的崔卫平教授、中国设计科学院的徐友渔教授,还有近代史研究所的雷颐教授,以及丁老师。发言的时候,我觉得丁东老师的发言和其他几位学者的发言不一样,不是水平高低不一样,是思维方式不一样,丁老师的思维很通透很明白。


于是,我又邀请丁东老师一起参与杂志的策划。丁老师很高兴地答应了。他拿出了一个小本儿,那个小本儿上,他说记着中国几乎所有著名学者的电话。他说:我们两个,就一个一个打电话约。


我记得当时,2000年,我们联系易中天先生的时候,他还不像现在这么有名。结果,我们的杂志上,教育学教授的名字没有出现,出现了一大批国内一流学者的文章,李慎之、何家栋、秦晖、徐友渔,等等等等,都是教育圈外的学者。我觉得这些文章写的是直面问题的,看着很过瘾,教育学者的文章与这些文章相比,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也就是说,我们当时作为西部一个小小的教育杂志,能够和国内各个领域的第一流学者合作,丁东老师功不可没。


半年之后,我又觉得这些学者谈教育,更多的是从理念层面来谈,更多的谈的是教育外部的问题。但教育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我们的老师要直接在第一线做最具体的事情,和每一个具体的学生打交道,只有理念是不够的。


因此,我又开始了一个稿源方向的大转移:国内学者的文章继续保留,同时我开拓了一个新的空间,这个空间就是当时中国的一大批名师。这些名师我就不点他们的名字了。


又过了一段时间,我觉得这些名师似乎也不行,为什么呢?他们的知识结构老化了,他们是在建国之后成长起来的,先天不足。可能理念上有一些,但具体的教育实践上,水准依然很差。因此,我们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寻找,我们理想的作者在哪里?


那个时候,我在网上K12各大教育论坛拼命地搜索。可以说,K12所有的论坛,各个学科的论坛,我从第一个帖子看到最后一个帖子,花了很大心思去发现作者,也养成了我的一种能力。我可以说,到现在为止,一篇文章,我只要大致扫上一眼,稍微一思考,3秒钟的时间就可以判断出好坏。我觉得是长期在网上下功夫培养了我对文章的敏感。我狂搜博览,寻找让我心动的点点教育的理想之光。


这个时候,范美忠自投罗网。因为他看到我们杂志竟然能发采访秦晖教授谈创造力的文章,而他和秦晖的观点有不同。他觉得这个杂志很牛,主动找到我。在这个过程中,逐渐的,初阳过来了,阿啃过来了,魏勇过来了,看云过来了……一大批的人开始汇聚起来。


2004年5月,我们在徐州办了第一期“青年教师论坛”。当时可以说,网上的那些风云人物一下子就聚齐了,“坏分子”大聚会!


那么,把这些人集中起来干什么呢?干事!干大事!


什么事?我们经过长时间的准备,决定推出一个重磅专题——那一代。就是《教师之友》2004年第1期专题。于漪老师、钱梦龙老师和魏书生老师,我们觉得,他们三位作为中国“那一代”教师的典型代表,值得我们花时间、花精力进行一次集中的反思。


《教师之友》杂志2004年第1期

▲ 专题《那一代》


“阿啃1919”,蔡朝阳老师,写了第一篇文章——《魏书生:“技术主义和权威人格的末路》。十年前,蔡朝阳的水平远远不像现在这样。那时候他是一个典型的“文青”,写文章,恨不得把他知道的那些诗歌统统附上去。


这篇文章,经过我们反反复复打磨,反反复复编织。所谓编织,就是把很多很多片段很多很多东西集中在一起。比如,阿啃这篇文章的最后一段有这么一句话:“魏书生站在拉萨大昭寺前面,看到了那些膜拜的信众,那么全身匍匐,那么虔诚。他说,我们的学生要是像这样多好啊!”


这不是典型的权威人格吗?所以我们把这个结尾放在阿啃文章的最后,非常有力量。


批评于漪老师这篇文章的题目是——《于漪,一个曾经的偶像》。应该说对于漪老师其实我们没有太多地用力,因为这组文章真正批评的重点是魏书生。我们觉得魏书生身上集中了中国教育的所有问题,最严重的问题。对于老师的批评,我觉得是很温柔的,但是也许于老师可能从来没有接受过这样的批评,她到教育部告我们的状,没关系。


第三位,钱梦龙老师。文章题目是——《钱梦龙:方格之内的圆融》。什么叫方格之内的圆融呢?就是在很小的空间里面做得很好,茶壶里面起波涛。


结果三篇文章发出来以后,钱老师非常认同,于老师告我们的状,魏书生不置一词。但是这一组专题文章在当时的反响是非常强烈的,因为新浪教育转发了我们这组文章。我们在新浪的网页上看到这组文章的时候是在午饭前,文章放在一个一般的位置上,到我们吃完午饭回来,文章已经被放到了教育版最醒目的位置,而且在首页也出现了。据当时新浪网的主编跟我们说,这组文章出来以后点击量蹭蹭蹭就上去了,新浪教育从来没有出现这种点击率迅速大幅上升的情况。


当时中国最好的教育论坛是“教育在线”,现在已经沦落了,当时教育在线的“教师之友”论坛的讨论,那叫一个热烈,论坛上每一位会员头像都有一个小人头,发言的小人头啪啪啪啪,很多很多。


这个讨论几乎吸引了当时国内所有的论坛上关心教育的人的关注,几乎每十分钟就出来一篇重磅文章。也有人说,这个专题是自从1997年第一次语文大讨论后十来年时间,关于中学语文的最重要的一次讨论。那一年看到王荣生老师,王老师就说,你们这个专题是要进入语文教育史的。


08年,我们又做了一个很牛的专题:“我有这样一个母亲”。


《读写月报新教育》杂志2009年第2期

▲ 专题《我有这样一个母亲》


国内小学语文教材,人教版,北师大版,苏教版,这三个最重要的版本,被我们一锅端了。教材有问题大家都知道,但是教材的问题怎么样呈现出来呢?大家可能也知道,有一些问题你明明知道它有问题也是没有胆量做的,是要杀头的。比如教材中的战争选题、领袖选题、革命选题,这些都是要回避的。所以我们找了一个小小的切口——母亲,“母亲”“母爱”这是最稳的。找到这一个切口,从这个小切口进去。第一个,安全性高;第二,即使从这样的一个小切口进去,它依然可以有光怪陆离的大象在背后藏着。我们在萧山召开了会议专门部署做这个专题。因为量很大,三个版本的教材,关于母亲、母爱的文章,每个版本大概有二十多篇,一共六七十篇这样的文章,我们要对这些文章逐一打分,而且要对一些重点文章进行重点批评。这不是一个人两个人可以做的事情,这需要一个团队。我们组织了二十多个作者,包括(郭)初阳,包括吕栋,包括(蔡)朝阳,还有我们苍南的一些老师。


最后文章收上来了,放在我这儿。有几个晚上,我看着这些文章确实有点心惊胆战的感觉。即使是这样一个小的选题,所反映出来的也是很恐怖的事情。没办法,为了让这个选题安全地降生,我只有删,砍。经过处理以后,这一组专题在我们杂志(《读写月报 新教育》杂志)2009年第2期发了。发出来之后,当时国内几乎所有最优秀的媒体,《南方周末》、《南方人物周刊》,包括国内各个地方的都市报,都有相关的评论、采访。英国的《经济学人》杂志也关注了这个专题。一个教育选题做到这个份儿上,我觉得应该是前无古人。后有没有来者不知道,但能做到这个份儿上我自己是比较自豪的。


为什么做这个事情呢?我们觉得,在问题层出的教育界,必须破一破,把问题充分呈现。破之后才可以立。不破,问题摆在那儿,谁都不说,立不起来。杜郎口中学这么多年一直在搞,大家想一想,国内哪一个教育学者谈过杜郎口的问题呢?谈过杜郎口课堂的问题呢?没有。我们的教育学者从来不直面问题。因此我们杂志在2012年专门做了一期杜郎口的专题(2012年第1期专题《杜郎口中学的课不是好课》),破杜郎口的课堂。



《读写月报新教育》杂志2012年第1期

▲ 专题《杜郎口中学的课不是好课


做这样的批判,有人认为我们是“愤青”。如果“愤青”指的是揪住问题不放过,誓把问题搞清楚,那我觉得,在这样一个时代,不做“愤青”是不可能的,不做“愤青”就说明你的心热度还不够,热情还不够,焦灼感还不够,疼痛感还不够。没有这样的情怀,想把具体的事情做好,我觉得可能也是不现实的。寻找作者资源,把作者资源汇聚起来以后,有重点地做一些有影响力的选题,这是我们工作的一个基本脉络。当然,我们还发现了很多第一线的很普通的老师,对这样的老师我们依然是重磅,重磅得不能再重磅了。比如苍南的一个普通老师杨聪,我们为他的一个长篇教育叙事发过专刊。虽然大家议论的时候会说,国内的一流作者给我们写文章,二流三流甚至末流的作者给其他杂志写文章。但什么是一流?什么是二流?什么是三流?我们是有自己的标准的。只要你踏踏实实在做,只要你的文章有教育含金量,我们完全可以重磅,再重磅。比如茅卫东老师的第一篇文章就是在我们这儿发的,一万多字。



《读写月报新教育》杂志2009年第8期

▲ 专题《插班生林可树



✎原课堂:让学生站在课中央


杂志我就谈这么多。下面谈谈课堂。一方面我们在做这样重磅的批评类专题,但是我们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到了具体而微的建设上,比如课堂。


我知道,大家对我们这次(研修班)的六堂课有很多看法。有的老师会疑惑,是不是李老大组织的时候在课堂上不慎重呢?是不是没有选择好的课堂呈现出来呢?为什么把如此一般的课堂呈现出来?我不这么看。课堂是拿来研讨的,在第一线,没有哪个名师的课堂可以享受不被研讨的权利,那么这些课堂的问题在哪里呢?大家有没有想过?如果把我刚才讲的关于《教师之友》杂志这个情况当做一个材料的话,那么我们大家不妨来示范一段真实的课堂应该是怎样的。


下面请大家思考一分钟,大家能否从我刚才讲的关于杂志的情况中提出自己的问题?问题越有难度越好,问题越刺激越好,问题越新越好。


刘广文:刚才李老师一直在说杂志走的是批判的路子,研修班的开班PPT上也有一句话:从批判走向建设。这些批判确实极有价值,但我认为如果从正面做建设的工作,做几个这样的专题,产生的影响、给教师的推动作用也许会更大一些。在这方面您有什么思考和认识?


李玉龙:好的。从正面角度来做这几个专题,请问怎么做?您的考虑是?比如说对魏书生老师怎么正面法?


刘广文:我的考虑是你可以另外找一个与魏书生反其道而行之的民间的老师与他做一个对比。教材也是如此,你可以同时呈现我国教材和美国、加拿大的教材,把它们做一个对比。这样可能会更深入一点,不知道对不对?


李玉龙:您的意思是把魏书生老师的做法和其他老师——比如蔡朝阳老师的一些做法做一下对比,把中国的教材和外国的教材做一下对比,这样可能效果会更好一些是吧?OK,哪位老师同意他的看法?同意的请举手!OK,同意的很少。不同意的请举手!也没有太多老师。(笑声)(柴东升老师举手)柴老师,谈一下你的看法。


柴东升:那位老师啊,我只能说你太年轻了!03年04年的时候,你知道魏书生在咱们国家是一个什么位置吗?他是从“文革”当中成长起来的一个名师,是一个在神坛上的人物。别人当时以很多正面人物来看,他是不可能超越魏书生,不可能跟魏书生站在对立的位置上来宣传的。所以说我看那篇文章的时候我研究了很多,我当时觉得阿啃的那个角度太犀利,为什么呢?既然他是“那一代”,就已经是过去了的,过时了的,没有必要再这么揭他的短。


李玉龙:你同意柴老师的意见吗?


刘广文:我觉得她几乎什么都没说。


(李玉龙大笑)


李玉龙对柴东升:他说你几乎什么都没说,你怎么看?


柴东升:因为这位老师你到现在也不了解魏书生在当时中国教育界的地位如何,我只能这样说,你不知道当时魏书生是什么样子的。我在看到蔡老师的文章之前听过一次魏书生的报告,在那之后又听过魏书生的两次报告,而且是在05年中央教科所举办的全国专家型校长培训班上。那天让我给专家型校长培训班推荐名师的时候,正好是魏书生的讲座,然后我就推荐了李玉龙,问我为什么,魏书生就坐在后面,我就把推荐李玉龙的原因——直批魏书生——说到了最前面,然后才是他做的其他事情。那一天的研讨特别激烈,大家对魏书生提出了好多好多问题。这位老师,或者是抱着同样想法的老师,我请你去看2004年这一期杂志出来之前魏书生的一些讲座和文章,你就知道了。


李玉龙:你觉得她说清楚了吗?


刘广文:没有。


李玉龙:再重述一下你的问题。看哪位老师能够……


刘广文:她刚才的这段话还是在重复,重复讲当时的魏书生影响也很大地位也很高,但是我们杂志当时就在批判他呀?为什么批判他?因为他有做的不到位的地方,我们(的批判)可以把这个时代往前推进。


李玉龙:怎么个推进法呢?你觉得把两位老师比一比,这是一种比较好的方式。


刘广文:就是他做得不到位的地方你给他指出来了,但是你从正面该怎么做呢?如果找到另外一个课堂、另外一种上法,大家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可能就会更深刻一点,我认为是这样的。


李玉龙:很好。OK,你觉得是把好的课堂拿出来然后再来批评他的课堂,这样看得更加清楚是吧?OK,日正。


林日正:我现在感觉刚才这位老师提的问题是有价值的。实际上我个人觉得“这一代”已经开始冒出来了,但还没有真正地立起来。那时候包括郭初阳,包括蔡朝阳,这一波人是有批判精神的,但是他们的课堂在那个时候是否可以给大家效仿,也是值得质疑的,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他提的比较教育,就是说国际教育的一种比较方式。比如说,把美国的、加拿大的、欧洲的、澳大利亚的……教材拿来跟国内的教材做个对比,这个因为我们李玉龙团队人力也是有限的,思想资源也是有限的,就是说实际上李玉龙团队也是有缺陷的,没有国际教育的视野。大家知道吗?杂志做到这样的两个专题已经很不错了,但还是有不足嘛,我这不是相对主义啊,我是说不要把李老大看成又一个权威了。


李玉龙:你觉得他的看法有道理没有?


刘广文:有。


李玉龙:好。那么这个问题咱们暂时先放到这儿。大家还有问题吗?哪位老师? 


冰雪妹妹:我是教音乐的,跟大家比起来提的问题可能要浅薄一些。李老师,这六堂课我作为音乐老师来看是比较失望的,你能不能从很战略很高的角度来阐述一下你的初衷?谢谢。


李玉龙:你刚才看到这几位老师的对话吗?首先是他提问,柴老师回应,两个回合之后再继续回应。你觉得这样的对话在我们的课堂上出现过吗?


冰雪妹妹:没有。


李玉龙:OK。


冰雪妹妹:我是想更多了解你的想法,因为你站得比较高可能更敏锐。不要把我想得太聪明了,尽量给我们普通老师讲得更细一点,比如说能力课之类的。谢谢。


李玉龙:OK。稍等一下,刚才有位老师举手,咱们先把这个问题暂时放下。


韩帅:我看的是2009年第2期“我有这样一个母亲”的专题,你说你编辑的时候感到心惊胆战,这期杂志我没有细看,只是翻了一下,不明白文章的高度和深度主要体现在哪里?我想母亲这个话题大家都很熟悉,对目前教材上的母亲文章有没有建设性的工作或者其他问题?


李玉龙:你刚才提的问题有点多,我简单说一下,你是不知道我为什么心惊胆战对吗?


韩帅:不理解,对。


李玉龙:木云同志,你从一个编辑的角度说说我做这期杂志时为什么会心惊胆战。


木云:这位老师,你看我前天上课时候的表现就知道李老师为什么会心惊胆战了。我上台之前李老师就给我讲:有人怎么怎么样,你上课的时候要怎么怎么样,我还是不能说,明白吗?“我有这样一个母亲”这个专题背后涉及的是什么呢?有传统的孝道,有控制,有权威,都在里面,你去看杂志就知道了。虽然是母亲这个柔软的话题,但是小学课文里面呈现给大家的不仅仅是母亲这样一个形象。在我们的话语系统里面,“祖国啊母亲”“党啊母亲”“唱支山歌给你听”,你知道吗,这些东西它都是有用意的。所有的意识形态话语都会渗透到各个层面,理论的,情感的,细节的,暗示的,很多很多。所以这里边有很多很多的敏感点,我不知道这样说大家能不能感知到,可能不是很清楚,也可能会有一点点感知。我是这样想的,不知道李老师有没有更多补充。


李玉龙:你觉得大致意思明白吗?


韩帅:明白。


李玉龙:我可以给大家补充个情况。这三个版本,背后站着三个出版社。三个出版社力量很强大,尤其是人民教育出版社代表着国家的教材体系。所以做这个选题我们真是如履薄冰啊!到最后,我们觉得,既然是教材,它就是一种商品,商品有什么不可以说的呢?我当然可以说你做得不好,所以就这么做了。


木云:在我们的话语系统里面,正是这样的如履薄冰,正是这样走在危险的边缘,说出我们想说的话,这才是全部的价值所在,全部。在这个意义上,国内教育界有很多人,一是想不到,二是不懂得怎么做。这都是很难很难的。


黄金菊:李老师,我有个想法,虽然我这个想法有一点拍马屁之嫌,但是我通过这几天的学习感受特别深刻。我想我们的这个杂志办得这么好,“第一线”办的这么好,但是很多人都不知道,比如在我们那儿,我来自内蒙古的一个县城,我说我自费到“第一线”,他们都不知道怎么回事。我说李玉龙,他们说李玉龙是谁啊?《读写月报 新教育》也是闻所未闻。许多老师都在兢兢业业地学习,现在很多都在学杜郎口,还有什么模式之类的,我想咱们能不能扩大宣传力度,让全国各地的一线老师都能知道有这样的一个好杂志,有这样一个好的培训机构。还有,我们培训的人数可以再多一些,我希望咱们这么好的东西能够普及下来,那么我们中国教育就更有救了。谢谢。


李玉龙:老师提的这个问题很好。我把你的这个问题上升一下,这样来说:为什么好的教育传播起来会如此困难?用这个问题好不好?OK,这个问题大家可以讨论。哪位来发言?


代佳琦:我说一下吧。我和你的境遇一样,你不要以为你们小县城不知道是很悲哀的事情,我来自首都北京啊!研修班招生的时候,王艳芬问我要不要带几位同事过来。我说我现在还没有勇气跟这帮人说,因为要把“第一线”的教育介绍清楚,首先得有各位这样的积极性吧?你得想知道教育现在怎么玩你。然后你得想知道要怎样改变。可是我周围的人,我们的生存环境相对还是比较好,就是老师不用去研究什么,工资也还可以,生存的压力没那么大。我在学校里也可以说是另类了,会发一些文章会关注这样一类事情,很多我周围的人是不需要的。这是其一。


第二个,我跟茅卫东也说过。他说他出书的时候,我说你的这个书挺好,挺有价值的,要不然你去做几场家庭教育的讲座,然后搞一个签售会?他说,我不做这样的事情。我说那倒也是,如果你的粉丝也疯狂到听完你一场讲座就去买书,我估计你也不会喜欢这样的粉丝。他也确实没有铁杆粉丝,像国内一些著名的名家把自己神秘化神圣化之后立个山头,然后底下蜂拥而至,我觉得这是有问题的。我观察这么多比较火的山头,发现在底下乘凉的比较多,你懂什么意思吗?就是大树底下好乘凉。很多人就是为了混个脸熟,为了发文章,或者说为了我跟李镇西照过相等等,我都说出来了,我跟某某人照过相等等这样的。是抱着这样的态度,不是为了做教育,所以它们的繁荣也是虚假繁荣。所以我觉得老大在做这样的事情,踏踏实实的,一次吸引到一点。说句不好听的话,今天在场的有人也是不得不来,其实不是很专注的。我有的时候在后面来回走,看到有打游戏的看小说的。当然这个可能是他觉得这个讲座里有一些没有价值或者自己还不感兴趣的地方。即便是这样一个团体,我感觉很高大上的团体组织的活动,仍然会有一些人感到无所谓、无聊。我想,李玉龙应该是想把那些真正想做事,而不是想乘凉的人先吸引过来踏踏实实做点事就好了,扯得太大可能乘凉的人就过来了。不知是不是这样?


王琴玉:老师们好。全国小语会每两年举行一次全国小学语文老师的赛课,今年11月份将在桂林举行,这个月的27、28、29号将在沈阳举行赛季的研讨会。我观摩了十年来小语会组织的所有教学大赛,我也带选手参赛,也做过评委,各种角色都有,我很痛苦。这次来我想看看,在“第一线”这里会不会找到一个突破口。我对我海南参加的选手说,你先去沈阳,我不去。我要在一线研修这里找一找,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个突破口。我想,你们能不能帮我们海南省设计一节参加全国大赛的小学语文课,让我不那么痛苦?谢谢。


李玉龙:王老师是海南省的教研员。


柴东升(河北廊坊大厂县第二小学校长):我说说吧。我是从来都不赞成我的老师去参加什么大奖赛的,为什么呢?因为咱们全国最顶尖的小语名师多次做这个大奖赛的评委,经常是内定的这个第一名、这个特等奖要给哪个单位。在那样的课堂上,不可能出现像刚才那样的提问,那六节课有像咱们这样的回合么?这样的回合是什么?这样的回合是真正的对话。师与生、生与生之间的对话,是思想的碰撞,在那样的大奖赛课堂上是没有的。而且,那样的课堂是很多人帮出来的一节课,大家感觉到了吗?只是技术上的雕琢,并没有思想上的深刻。所以我从来不支持我的老师去参加什么大奖赛,特别是我跟我们县教育局的督导部门还有教研部门说:告诉你,你组织的活动我们不参与,我弃权!你可以永远不评我的学校为什么什么先进单位,什么什么教学先进单位,我用不着!(掌声)


赵素香:我想回应一下代佳琦的看法。其实我来的时候是推了一个会议来参加的,我有很多年的教学经验,第一天的讲座我有一点消化不良,没有全部接受。到现在,研修班的氛围对我来说无异于汶川地震,我觉得我再走进我的教室我会重新思考我的课堂。你别以为你认同你来了,因为我以前不知道所以我没有来,我今天来了,我觉得“第一线”应该大力推广!


李玉龙:时间关系我们就不讨论了。刚才柴老师谈到课堂对话,一堂课上如果没有一次三个回合以上的对话,是值得怀疑的。一问一答,一来一往,叫做一个回合,为什么需要多个回合呢?因为思想需要碰撞。所以,一堂课上一定会有一些对话是多回合的。在这个多回合的对话中会有反问,有设问,有各种各样的教学形式参与进来。我们的六节课上我没有发现一次深度对话,这是我们几节课存在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大家刚才发现没有,这些问题都是来自于大家的问题。一堂课上问题从何而来非常关键,大家也都知道,我们的课堂上几乎是老师一问到底。当然这两年可能有些变化,但骨子里还是这样的。03年的时候,美忠一到杂志社就跟我说郭初阳的课太好了,给我看初阳的课堂。我啥话没说,为什么呢?应当说当时我对课堂还没有太多了解,但是我从骨子里是不太喜欢初阳的课堂的。为什么不喜欢?因为他让我有一种窒息的感觉,全程从头到尾都是他精心的设计。我记得我当学生的时候就特别愿意想问题,而且喜欢表达问题。我上初三的时候,讲解析几何,老师讲过一个定义,我觉得还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去定义,就鼓起勇气把我的发现告诉老师。我的数学老师拍了拍我的头说:小伙子,你是动了脑筋的。这个动作,这句话,一直很深刻地印在我的脑子里。所以,看到初阳的课堂,我个人是没有感觉的。


课堂上的问题来自哪里?如果来自老师,当然老师能把这个问题设计得非常巧妙。那些名师的课堂就是事先经过精密设计的,一个问题套着另一个问题,一环套一环,这么做出来的。但是,你如果把提问的权利交给学生,课堂还可以这么行云流水吗?很明显不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而且如果一堂课过于行云流水,这样的课堂,我们说它的价值、意义是要打折扣的。因为思考总是要遇到沟遇到坎,总是要爬沟过坎的。一节行云流水的课堂会真正激发起孩子的思考吗?思维一定会在一些地方断链条,一定还要想办法把链条接上去。所以一堂表面上看起来很华丽的课,是有问题的。应该让我们的学生提问,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为什么只让老师呈现自己的哈姆雷特呢?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虽然批评杜郎口,但杜郎口在发挥学生主体性,让学生提问这一点上还是有价值的。当然他的问题也无非都是来自那个导学案,都是一些应试的问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好问题。《盗火者》这个片子里有一个画面,编导问那个学生:“你知道戈尔巴乔夫吗?”学生就茫然了。“普京领导的国家是什么制度呢?”“社会主义吧?”所以说,形式看起来一样,但内涵不一样,问题跟问题是不一样的。杜郎口课堂的问题,我觉得是在课堂上没有真正的好问题,为什么没有真正的好问题呢?还是老师在控制着学生,在用导学案控制学生。把学生的思维关在一个黑屋里边怎么可能出现好问题呢?摩西的沙龙那个题目改了吗?“窗户边的守望者”是吧?一定要把窗户打开才可能有好问题出现。刚才大家提的这几个问题我自己事先是不知道的,大家的发言我也不知道,课堂上会出现什么情况我也是不知道的。这样的不知道的课堂,这样的不可控的课堂,这样的不精确的课堂,我们认为才是课堂教学的常态。但是我们的几节课好像学生一个问题也没有提出,全都是老师提的问题。我对这六节课是这么看的。


我们对课堂的思考是在05年《教师之友》杂志没有了之后才真正开始的。因为以前办杂志的时候,每月一期杂志,还要约稿,要改稿,而且我们杂志的文章编辑可能比其他杂志难度要大一些,没有时间思考课堂。04年那个杂志没有了,05年我们有时间了,我和美忠两个人花了两个月时间,每天中午在饭桌上讨论一两个小时,我们觉得把课堂教学的链条打通了。之后开始在我们的圈子范围之内把我们对课堂的想法推出来,那个时候我和(同辉国际学校的)李勇校长,还有摩西,一大批人,我们隔一两周到新都去做一个沙龙。我们的一个核心作者魏勇,就是北京十一中学的那个坏蛋——刘支书助理,我们在一起讨论课堂的时候吵架非常激烈,但最终他接受了我们的意见。后来魏勇到北京十一中学,李希贵听了他的课对他说:你的课和我听的美国课堂是完全一样的!可以说,我觉得我们对课堂的基本理念其实很简单,但是这些理念它代表课堂研究的一个高峰,短期之内我觉得破不了。什么高峰?三点:


第一,课是上给学生的,学生是课堂问题的原点,学生是课堂教学的原点,课堂的问题必须从学生出发。学生评课也是这条原则的具体拓展。课上给学生,由学生评课,这是天经地义的。而且学生评课比任何一个专家评课都权威。当然学生评课有一些具体的操作方法,大家可以看我们的杂志。这是第一个“原”,原点。


第二,课堂应该是原生态的,应该是真实的和自然的,这一点不用多说。课堂如果是不真实的就没有生命力了。我们看到过很多大赛的那种课堂,我觉得可能相当程度上是虚假的。有很多所谓的好课也是虚假的,甚至课堂对话也是之前准备好的,拿来演出的。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我们认为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原”在中国古汉语里边是推究本源的意思,原道。怎么推究本源?通过对话,通过深入的对话,去寻求真知寻求真理。所以课堂需要一个回合两个回合三个回合甚至更多回合的对话。那么在一堂课上如果你和一个学生进行了多回合的对话是不是对其他学生不关注了呢?我们的实验证明,对话虽然发生在和个别学生之间,但只要是有意义的对话,一定能引起思想的共鸣,甚至某种程度上它就具备一种刺激性。因此要对话,而且是好玩的、有趣的、有意义的、够刺激的,其他同学一定会认真听,在大街上只要吵架总是有人看的。所以说关键在于课堂对话的质量。


而且在课堂对话中,大家注意到没有,刚才大家提问讨论的时候,我几乎没有谈太多。对话都是发生在大家彼此之间,这叫生生对话,学生跟学生之间的对话。那么在我们研修班这几节课里边是不是师生对话是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形式呢?生生之间有对话吗?我觉得没有。有一位学生家长说,我们把我们的孩子送到学校里边来,希望我们的孩子从老师那里能够多学到一点东西,但实际上孩子从他的同伴身上所获得的要远远大于从老师身上所获得的。因此课堂对话的主要形态就是生生对话,师生对话处于次要地位甚至辅助的位置,很多时候老师就当听众好了。


这就是我们关于课堂教学的一些基本原则。这些原则说起来其实很简单,都是常识,但是这些常识在具体的执行过程中难度其实是非常非常大的。



能力课程:知识是银,能力是金


(先播放问对学堂能力课程介绍的幻灯片)


做这样一个课堂本来觉得是60岁以后做的事情,没有列入具体的计划。初阳已经把“越读馆”做出来了,目前教育培训大部分是应试的市场,在这样一种现状之下,我们觉得是可以做一些事情的。那么做什么呢?我们希望能够走出一条新路,这个新路就是能力课程。


爱因斯坦曾经说过:等你把在学校里学过的东西都忘记之后,剩下的就是教育。把知识忘记之后剩下的是什么呢?是教育没错,但我们认为首先是能力。知识是由能力生成的,知识和能力相比,我们觉得知识是外在于孩子的,孩子需要去学习知识,而能力是长在孩子自己身上的,哪怕你长久地不去用,之后稍微熟悉一下马上就能启用。比如你即便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游泳,但是你跳进水里一样淹不死,这是什么?这就是能力。而且,知识管一时,高考之后孩子们把书本撕得遍地都是。但是能力管什么?能力管的是一生。因此,如果知识就是力量,那么能力就是更为重要、更为持续、更为根本的力量。


我们具体划分了七种能力:从想象力开始,想象力第一,第二个是感受力,第三个是思维力,第四个是表达力,第五个是审美力,第六个行动力,第七个创造力。红黄蓝是三原色,从这三原色可以调出万紫千红,我们认为几乎所有的能力都可以由这七种基本能力合成,因此我们把这七种基本能力称为“原能力”。


那么这七种能力怎么去列出一个谱系呢?我们把这七种能力看做两个过程。比如说,一个孩子看到一张桌子,他会想:这张桌子是干什么用的呢?它为什么是这个颜色呢?它为什么有腿呢?想象。想象力是第一位的。稍微大一点以后,孩子就会走过来拍一拍,摸一摸,甚至拿个凿子凿一凿,感受一下这个桌子是什么材料的、什么色彩的,这是感受力。然后他就思考:一个桌子为什么是四条腿呢?它可不可以是三条腿呢?可不可以是五条腿呢?这个桌子是黑色的,可不可以是红色的?可不可以是蓝色的?可不可以是其他颜色的呢?这个桌子是木头的,可不可以是金属的?可不可以是塑料的呢?开始思考,这是思维力。当他对这个桌子建立一个完整的印象之后,他可能会跑到妈妈跟前说:妈妈,妈妈,这是一张桌子。怎么样的一张桌子呢?通过表达对之前的三种能力所形成的对桌子的印象,完成一个综合性建构。在孩子表达的过程中他又觉得:这个桌子四条腿是很方正,但是三条腿是不是也可以更简洁呢?五条腿行不行呢?他调动他的审美对这个桌子重新进行审视。有了看法,有了具体的想法之后,他就开始准备要亲自做一张桌子了,行动力。但是在行动的每一个环节之中他都希望这张桌子能和自己看到的桌子不一样,这就是创造力。


从想象力,到感受力,到思维力,到表达力这是前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我们叫做孩子对桌子的认识过程。第二个过程从表达力开始,到审美力,到行动力,到创造力,我们把它叫做孩子亲手制作完成一张桌子的过程。这七种能力我们按照我们的理解编了一个谱系,当然这七种能力的属性不一样,想象力和创造力是最难的,是最高级能力,其他能力相对来说容易一些。


我们的计划是小学六年分为三个学段:低段,中段,高段。低段这两年我们把这七种能力的课程统统拉一遍。比如想象力15节课,感受力12节课。在两年的时间里边我们对这些单项能力进行一个系统的训练,在这个基础上进行综合。两年一个学段,两年完成一个七项能力的基本训练。进入中段的基础训练之后,再重新循环一次。虽然都叫想象力训练,但是想象力训练的内容是不一样的,要求是不一样的,难度是不一样的。小学六年经过三个循环之后,孩子的能力就会向上升迁。当然,现在我们的课程建设仅仅还是一个初步,现在学堂还缺优秀的教师,还缺校长,如果哪位老师有兴趣的话可以下来之后交流,欢迎大家到问对学堂来,欢迎大家参加能力课程建设。我认为这是一个开创性的事情。



学校文化:教育哲学的诗意化表达


最后讲一下关于学校文化。


李勇校长已经给大家介绍过了同辉学校的学校文化,我相信“为你,千千万万遍”大家都会记住,一定会记住。但是大家再想一想:我们都是从中学从大学走出来的,哪位能够记住我们的大学的校训吗?我估计在坐大部分人可能都不会记住自己学校的校训。这个我觉得不怪大家,因为我们的学校制定校训的时候就没有准备让大家记住。而且大家想一想,我们见过的校训是不是以4×2结构居多啊?“团结”“勤奋”“爱国”“求实”“创新”……这些词能记得住那真是了不起。它本身就没想让我们记住,而且这也是我们国家的特色,什么特色呢?自从老毛给抗日军政大学题下了“团结紧张,严肃活泼”之后,几乎绝大部分学校都是4×2结构了,这也是我们这个社会特色之一种。


我们做学校文化,必须得变。怎么变?一个大学的校训,一个中学的校训,学生记不住,它完全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因此,让同学们记住这是自然的,但是光让学生们记住就够了吗?我们认为,一个学校的校训应该具有教育哲学意味,应该具备广泛的阐释性,学校里几乎所有的工作都可以从这里出发。在表达上应该是一种优美的诗意化的表达,而且最好还要具有陌生化效果。当然,这个校训的精神内涵应该和整个人类的普世价值、普世文明直接接轨。“为你,千千万万遍”,李勇校长已经阐释过了,我就不再给大家解释了。再给大家解释几个我们设计过的学校的例子。



▲成都同辉(国际)学校文化核心理念及Logo


石家庄市红星小学,原来是一所陆军指挥学院培养军团级干部的一个附属小学,革命化色彩很浓,一听“红星”两个字就能感受到。我从部队出来,大家都知道部队和教育、军事和教育是有矛盾的,部队强调整齐划一,强调纪律,强调高度的服从。但在学校里,对教育来说,更重要的是培养孩子的个性和创造性。内在是有冲突的,怎么办?怎样把二者合在一起呢?于是我们想到了《圣经》开篇第一句话。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西方所有大学的校训几乎都从《圣经》里来,唯独这开篇的第一句话他们没有用,我感到奇怪。所以我们就拿来给了红星小学。“要有光”三个字,当时学校的张校长对这三个字不理解。我说没关系,你把这三个字放在教学楼顶上,去观察。因为他们学校在中山路上,是一条主干道。张校长过了一段时间给我打电话说:李老师,我发现很多车子开到校门口的时候就要停一停,司机都要探头向上望一望。“要有光”,因为这三个字的表达方式和我们平时说的“发光”“发热”这种表达是不一样的。“要有光”这三个字放在教学楼顶上,晚上还要发光,现在已经成为当地的一个地标。有人问路,怎么走呢?“要有光”小学,朝哪走,朝哪走。旁边有个学校叫钟声小学,他们就模仿红星小学取了个校训叫“要有声”。“要有声”与“要有光”,差别还是很大的。这是一个例子。



▲石家庄红星小学文化核心理念实景图


李勇校长以前工作过的德阳市东汽小学,原来是东方汽轮机厂子弟学校,08年地震后由香港市政府援建了新学校,这个学校要做学校文化。那么这个学校的核心理念怎么来呢?我们觉得应该有很强的属于它自己的东西。我们在东汽的车间里待了三天,深入地了解了一下汽轮机是怎么回事。了解到整个汽轮机的核心部件就是它的转子。那个转子很大,高温高速1分钟3600转,这是它的核心部件。于是我们给它想了一个词:转动最美好的未来。最好的未来,为什么用这句话呢?大家听过这首歌没有?非常棒的一首歌,大家可以去听一听,我认为这是教育歌曲中最近十几年来最好听的一首歌曲,歌词也写得非常漂亮。把其中的“转”字和“最美好的未来”结合,叫“转动最美好的未来”。因为有了“转”字,这个校训模仿起来可能就不那么容易,因为这个“转”字放在你那个地方是没有理由的。


▲德阳东汽小学文化核心理念及Logo


再比如,温州新田园小学。温州这个地方,我们认为在中国是地域符号最强的一个地方。温州市政府从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提炼温州精神,提炼了四次,我们觉得没有一次提炼得好的。重复性太强,也是4×2结构,没多大意思。我们提炼了一句话,很简单——我来了。有个电视剧讲温州人当年创业,很艰难啊。温州人身上有强烈的主体精神,是非常强的。当然现在“我来了”可能和前几年的温州炒房团结合起来了,温州人来了,房价就涨起来了。(笑)


▲温州新田园小学文化核心理念及Logo


大家想一想,把这一类校训放在学校门口,“我来了”,每一天当学生走进学校的时候看到这三个字,他内心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呢?每一个路人看到这三个字的时候,又是什么样的感觉呢?从孩子的角度出发,从教育的个性出发,我们认为,“我来了”是非常形象非常有能量的一句话。我们把这句话送给学校当核心理念。


核心理念是整个学校文化建设中最核心的内容,第二个系统是形象标识系统,也就是标志。


大家想一想自己学校的标志。我们也做过统计,国内现在所有中小学的标志95%以上由这几种元素组成:书,苗,鸟,舟。当然还有一些汉语拼音的变写,一些英文字母的变写,反正变形之后要么就是山,要么就是水,要么就是树,要么就是鸟,要么就是舟。为什么会出现大量的雷同呢?因为所有学校的核心理念都差不多。很多学校请广告公司来设计学校的标志,广告公司怎么知道你这个学校呢?对教育有什么理解呢?只能按照一般的对教育的理解来设计,无非就是这几个意象。我们做的标志怎么不一样呢?每个学校的核心理念都是独特的,有很强的地域特征,有很强的学校符号意味,标志紧紧跟着核心理念走,核心理念是什么,标志就从核心理念中开发出来。


比如东汽小学的标志。这是一个转子的简化形,到了上边是紫金花,香港政府援建的。“转动最美好的未来”,和这个标志结合起来。


再比如“我来了”。大家看这个人,是不是很有能量的?早上起来,伸个懒腰,大吼一声:“我……来了!”


再看翔宇教育集团的。这是我们给江苏翔宇教育集团设计的新标志。翔宇教育集团原来的核心理念是“培育走向世界的现代中国人”,这个话太啰嗦了,而且现在很多学校都在用。我们用了更简洁更有力更开放的一句话——和整个世界站在一起。大家看这个标志,也是鸟,但是这个鸟的外形不太一样,很简洁,很独特。有的老师可能记得翔宇教育集团原来的标志,模仿杨森制药的。这是关于整个标志系统。你的核心理念是需要注册的,整个标志也是需要注册的。


▲江苏翔宇教育集团文化核心理念及Logo


再比如,杭州天地实验小学,“让我们谈谈”。我请一位老师点评一下。


师:那是一条鱼,有个小松鼠,是吧?天地实验小学的话,那就是跟天对话,跟地对话,跟世界所有的一切来对话。


李玉龙:OK。你谈得很好,跟天对话,跟地对话,跟整个世界对话,你能看出这个标志是什么形象吗?


师:键盘吧?


李玉龙:为什么是键盘呢?


师:弹琴嘛,这个弹是不是还有隐喻,谐音的意思?


李玉龙OK,“谈谈”的最高级别是音乐,钢琴被称为乐器之王。大家再看细节,鱼儿,松鼠,小鸟,画面感是不是很强烈?整幅画面是不是在讲述一个故事?这是“让我们谈谈”。



▲杭州天地实验小学文化核心理念及Logo


第三个是景观系统。我们平时在学校里边看到的景观多是树木、鲜花、假山、喷泉,这样的景观是有问题的。这样的景观有没有价值和意义呢?鲜花树木是有价值的,喷泉和假山是有问题的。为什么呢?山是假的,喷泉的水是被控制的,这些和教育都有内在的冲突。那么一个好的景观应该是怎样的呢?


以杭州市文晖中学为例。文晖中学紧挨着美丽的古新河,校外是柳树成荫的小河,校内还有一条恐怕在全中国独一无二的“文晖路”。


▲杭州文晖中学景观实景图


文晖中学的杨晓迪老师说:“踩在轨道中细细的石子和粗犷的枕木上面,念叨着站台的每一个名字,真有一种人生的列车呼啸着奔向远方的感觉。渐渐地,小鸟来了,落在铁道边秋千上呢喃细语。特别饭后很多孩子喜欢到这里来,然后抚摸着每块牌子的硬度每块站台的温度。”


“文晖路”设置了九个站台,我们将人生的九个节点分别用九句格言来表达,然后配置相应的道具和景观设置,从“相遇”出发,到“光明”。第一站是“相遇”,第二站“渴望”,第三站“约束”,第四站“云端”,第五站“自我”,第六站“男子汉”,第七站“选择”,第八站“创造”,第九站“光明”。


现在,这条路已经成为当地的一个亮点,很多校内外的老师会来参观,一些情侣拍婚纱照都要来这里。我们设想甚至一些孩子的初吻也会在这条路上的隧道里发生。据学校反馈,很多时候学生放学都不愿意离去,在这条路上走来走去,也许是在等他的同学,也许是在思考他的路。这次研修班的学员也有文晖中学的老师,我们请姜雪芳姜老师来谈谈。


姜老师:刚才李老师在介绍学校文化核心理念的时候我就在想,怎么没说到我们学校呢?因为我们学校的校训也是一句非常特别的话,“我的道路是最美的”。当时看到这个校训的时候,我觉得非常奇怪,因为正如李老师所说,我们以前看到的校训都是四乘二结构的,现在变成了一句话,所以感觉奇怪。然后老师们也会相互调侃说:我们正走在一条最美的道路上。到我们现在为止,我们的感受是,所有的设计都浑然天成。大家刚才看到了“文晖路”的九个站台,还看到了学校门口的一句话:从容而智慧地走过。所以我们的理解是,我们的道路是最美的,走的方式就是“从容而智慧地走过”。现在这个校训可以说已经深入人心了。我们每个老师包括所有的学生和家长,都知道它最深刻的含义。而且我们已经把这九个站台设计到学校的德育活动当中。比如新生进校的第一件事是开一个非常盛大的开学典礼,学生谈理想谈梦想,之后我们的班主任会领着孩子们走过这条文晖路,让他们去体验各个站点的意义,然后再来梦想我们在文晖中学的三年要怎样度过。我们的初三快毕业的时候也有很多活动,时间关系我就不说了。最后我想说的是校训,“我的道路是最美的”,这条路不仅仅是一条实实在在的路,更是根植于每个人心中的用自我约束、勇往直前、男子汉精神、自我选择、勇于创新铺就的美好的人生之路。所以非常感谢李玉龙老师和他的团队为我们学校设计的这样一个内涵独特丰富的学校文化。谢谢。


李玉龙:谢谢姜老师。关于景观,我们认为,用钱堆出来的不是文化,景观最重要的还是要有创意、有想法。要做不一样的,要做独一无二的,要做有教育含金量的,要做能够给每位师生带来精神指引的。


我们认为,一个好的学校文化景观一定要有这样的标准:


第一,它一定是有精神指向的,要给人精神向上的指引。


第二,它一定是独特的,从未有人做过这样的事情。


第三,它是制作简单成本低廉的,用钱堆出来的不是文化。


所以大家刚才看到的“文晖路”,从设计到实现,并没有特别贵的造价,但是我们营造出了一个特别的环境,无论是第一次去还是走了很多次,每一次从这里走过都会有一些特别的体验。这就是我们杭州最特别的一条路。以后有机会到杭州的话大家也可以去看看。


核心理念系统,标识系统,景观系统,最后是课程系统。核心理念不是一句空话,它的内核要和我们的日常的=教育教学结合起来,要落地生根。这四个系统,是我们关于学校文化的一个基本的系统建设,在国内也是独创的,每一个环节都有我们的创造力在里边。


我做教育这十几年来,心里想的其实很简单:


做事,做好事,可持续性地做好事。


向前,向前,勇往直前!


谢谢大家!


(本文据李玉龙在2014年“第一线全国教师高级研修班”黄埔7期的演讲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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