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公博:最不应是汉奸的汉奸

发表于 讨论求助 2019-08-11 16:08:47


1946年6月3日上午,当法警来到牢房时,陈公博正在给看守长题写对联:“大海有真能容之量,明月以不常满为心”。看到这一幕,陈公博明白最后的时刻来临了。他整了整自己的衣冠,随手将常用的一把小茶壶拿起,来到陈璧君的牢房,深深地鞠了一躬:“夫人!请恕我先去了,今后,请夫人保重!我此去,可以有面目见汪先生于地下了!牢中别无长物,一把常用的茶壶,就留给夫人做个纪念吧!”陈璧君失声大哭。

陈公博抗战胜利后受审


一代汉奸、汪伪政权二号人物,就此毙命。当拨开历史的尘雾,仔细检索陈公博的投日过程,多少让人惋惜。在所有的汪伪汉奸当中,他是最不应该成为汉奸的一位。可惜,他却成为了继汪精卫之后,伪南京政府的最高领导者。


1


1937年7月7日,随着卢沟桥的枪声,抗日战争正式打响。在抗战之初,国民政府节节败退,精华之地丧失殆尽,国民党军队已经没有一个完整的师,到处弥漫着一片消极悲观的情绪。


与此同时,对日和谈一直没有关闭。除了德国大使陶德曼调停中日之间的战争之外,1938年春夏之间,意大利大使墨索里尼的女婿柯莱也曾经到武汉(国民政府所在地)提出调停。面对如此不利的局面,汪精卫集团思索着另寻它途:展开对日和谈运动。


在一系列的秘密谈判之后,形成了以重光堂协议为底本的日汪和谈计划。这时候,汪精卫计划逃离重庆去往河南。而汪精卫要带走的人当中,自然离不开其心腹之一的陈公博。


1938年11月初,陈公博正在成都筹划如何训练党员,突然接到汪精卫电报,说参政会召开在即,嘱他早一两日到重庆,有要事相商。陈公博到达汪公馆后,汪精卫对他说对日和谈已有头绪,并且他还要离开重庆。此时的陈公博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这么大的事情,汪先生怎么事前不通知他,到了决定之后才告知呢?


陈公博听后大力发对:第一是自从国民政府于十四年七月一日在广州成立,以至北伐成功,中间经过了好几次党的分裂,好不容易在民国二十年底宁粤合作,党复统一,方今国家多难,不容再破。第二是,对外问题,首在全国一致,战固然要一致,和也要一致。固然在战争的时候,和战见解,国内或有不同,但尽管别党别派不同而在国民党内万不可有两种主张,否则容易为别党所乘,党一失败,国亦不救。第三,日本情形,我绝不熟悉,但由过去几年交涉而论,日本绝无诚意。日本对中国的要求,什么是他们的限度,我们是没有方法知道的。对于一个国家,我们不知道我们对他要求至何限度,而卒然言和,是绝对一件危险的事。


随后,陈公博又谈了不少理由,总之就是反对单独对日言和,更反对汪精卫离开重庆。双方辩论一直到11时,此时陈璧君说:“你们辩论的太久了,食过中饭再来谈罢。”借此,以缓和这种胶着的局面。


从汪公馆出来,陈公博一径去找参与此次和谈的要角之一周佛海。周佛海见来者是陈公博,开头就问:“你一定吓一跳罢?”

周佛海


“怎么不是呢,这样大的事情,为什么到今天汪先生才通知我。”


“我也对汪先生说,应该通知公博,可是汪夫人说,公博近来太懒,等到成功再告诉他。若是我们都走,他是不能单独再留的。”


陈公博事后回忆,当时听到陈璧君如此说,默然无语。心想:这哪是怕我懒,只是怕我反对罢了。下午,陈公博又到汪公馆,继续陈述不能和以及不能走的理由。他怕当年《塘沽协定》、《何梅协定》的历史重现,汪精卫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如是,一直到日落西头。谈到最后,汪精卫敷衍说:这事虽有头绪,尚无结果,等到将来发展再谈罢。


2


历史的车轮依旧向前,汪精卫犹犹豫豫反反复复,最后依然决定出走,从此踏上了遭人唾骂之路。事情一切准备就绪之后,汪精卫再次电邀陈公博到重庆。


汪精卫对忧心忡忡的陈公博说:“中日和平已经成熟,近卫(当时日本首相)已表示了以下几个条件:一、承认满洲国,二、内蒙共同防共,三、华北经济合作,四、取消租界和领事裁判权,五、互相不赔款。中国如果答应,则日本于两年内撤兵。”


陈公博听完汪精卫的陈述,对第一、二、三条都不同意,最反对的还是汪精卫离开重庆:“党不可分,国必统一;党的分裂我已经受够了。我们要救国才组织党。今党不断分裂,救国从何谈起?”


汪精卫辩解道:“中国的国力已不能再战了,非设法和平不可了。我在重庆主和,人家必误会,以为是政府的主张,这是于政府不利的。我若离开重庆,则是我个人的主张,如交涉有好条件,然后政府才接受。而且,假使敌人再攻重庆,我们便要亡国,我们难道袖手以待亡国吗?现在我们已经无路可退,再退只能退西北,我们结果为共产党的俘虏。”


无话可说的陈公博,只能谈起过去:“我在二十六年底奉蒋先生之命去欧洲,当时原可不必急急归国,当日很多人在欧美借口办理外交和采购物资,逍遥海外,以待世变,我不忍同志在国内挣扎苦斗,故愿同甘共苦,匆匆求归。我的志愿如此,我宁愿真到了这个时期,一同牺牲算了。”


汪精卫听到陈公博说到此处,不免慷慨激昂起来:“我们革命党死何足俱,难道眼看着几千万的老百姓也跟着我们死吗?”


双方你一言我一语地争论着,谁也无法说服谁。坐在身旁的陈璧君这时候不无讽刺地对陈公博说:“你反对,那你做你的蒋介石的官去!”(陈公博曾经对陶希圣说过:汪先生没有碧君不能成事,没有碧君亦不致败事。)

汪精卫与陈璧君


回到成都的陈公博,在旅馆中辗转反侧,几日不能眠:如果我不跟汪先生走,人家肯定将我当成汪先生在内地的内应,我也不能忍受别人在面前说三道四。如果跟汪先生走,这几年力求党内统一的努力,就付诸东流。即使和平成功,以这个条约来看,东北丢了,内蒙共同防共也算丢了,华北相当于共有,对于国家来说,没有一点好处。


十二月中旬,汪精卫派一个副官到成都通知陈公博:务必于十八日到达昆明。陈公博思来想去,还是放不下汪精卫,决定随其出走。在临走之际,陈公博托张群及朱家骅转呈给蒋介石的信。大意是,他离开之后,会以个人的努力阻止汪精卫投日,更阻止其成立伪政府。同时希望重庆政府能够延缓对汪精卫的制裁,以便他劝其回心转意。

 

3


汪精卫成功出逃后,日本首相近卫文磨在首相官邸发表第三次“近卫声明”:在始终一贯地以武力扫荡抗日的国民政府的同时,和中国同感忧虑、具有卓识的人士合作。此声明,明里暗里呼应汪精卫。只是,当汪精卫集团反反复复检索近卫声明时,其中至关重要的从中国撤军问题,阙如。


但是,箭已在弦不得不发。汪精卫派陈公博、周佛海、陶希圣携带其声明,飞往香港,于29日在林柏生所控制的《南华日报》上发表。陈公博在离开之际,力劝汪精卫不要离开河内,更不能与日本人交往,以示无他。


此时的香港,还有一位汪集团的重要人物——顾孟余。按照在汪精卫心目中的地位来说,其尚在陈公博之上。当陈公博等人携带汪的声明来到香港之后,自抗战之初即已避居香港毫不知情的顾孟余大吃一惊:万万不能发表,这是既害国家又毁灭自己的蠢事。我马上去力争,未得汪先生复电之前,千万不能发表,如怕迟误一切由我负责。


陈公博唯唯而退,来到周佛海住处,将顾孟余反对意见告知。周佛海听后,大发雷霆:“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如果因为顾孟余一个人的反对就不依期发表,那就散伙好了。我没有什么关系,马上可以回重庆见蒋先生(蒋介石)认错请罪,料想不会有什么问题。打开天窗说亮话,事已至此还有什么商量的,干就干,不干就拉到。顾孟余不过是个部长,我难道没当过部长?怎么可以因为他一人反对就推翻一切,连电报也压住不发呢?”


陈公博听后,委决不下。在他的内心深处,是同意声明中的主张。汪精卫的声明中,主要有以下几点:其一,根据近卫声明,日被对中方无领土及赔偿军费之要求,将交还租界及治外法权,使得中国完成独立。继而双方洽谈东北四省问题;其二,共同防共;第三,经济提携。最后声明中,汪精卫加上了近卫内阁没有谈及的撤兵问题:日本军队全部由中国撤去,必须普遍而迅速。以此,汪精卫呼吁国民政府与日本展开和谈。


陈公博将林柏生叫来,把顾孟余的意见告诉他。林柏生回答的很坚决:“我不管顾孟余说什么,由你交给我的汪先生的信,就等于是他的命令,他命令我29日发表,我只知道遵办,如果要改期,除非有他的命令,否则我要执行命令,决定如期发表见报。”


当顾孟余听说汪精卫的声明要如期发表时,深感焦虑跟不安。他通过陈公博的亲信何炳贤,约陈公博见面。陈公博的回复是:“现在就给孟余写信,不再和他见面了,见面反难说话。告诉他问题在于时间太短,现在无法于29日以前收到河内复电,那么就谈不上电报往返磋商,柏生坚持非依汪先生命令之日子发表不可。既然他明白表示不接受任何人的命令,这等于无商量的余地,只好让电报如期发表。此事只得由我负责。”


12月31日,汪精卫声明发表,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艳电”。此声明一发表,顾孟余就收拾好行装,离开香港去往重庆,从此与汪精卫集团一刀两断。陈公博再谈起这段往事时,对他与顾孟余做了很贴切的比较:“我与孟余一同追随汪先生多年,二人不同之处,是孟余冷得下来,我冷不下来。所以这次孟余脱离了汪先生,我仍然跟着他走。”

 

4


艳电发表之后,陈公博并没有积极参加汪精卫与日本的一系列密谈。只是停留在香港,一边侍候病母,一边撰写自己的回忆录。对陈公博的“以老母病重”为由,拒绝参加汪集团对日谈判,汪精卫十分不满,当着人面,几次大骂陈。但是,在失去了顾孟余之后,汪精卫更加地离不开陈公博这位得力干将,所以,想尽一切办法拉其下水。


1939年7月23日,汪精卫到达广州,约陈公博到广州见面,并请人对陈说:他和日本已定有一个君子协定,他不求陈的赞同,只希望一见,以便讨论。陈公博来到广州,汪精卫向他通报了赴日谈判经过,出示了中日的所谓“君子协定”,告知其将成立新中央政府的全部计划。陈公博极力反对,认为其非中国所能接受。汪精卫并没有听陈公博的劝告,而是一条路走到黑,并于8月9日在广州发表广播,要求广东地区的国民党将领摆脱蒋介石的钳制,加入到“和平运动”中来。


此后不久,汪精卫在上海召开“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再次邀请陈公博跟何炳贤参加。陈公博决定不参加,但是派何炳贤去,并且嘱咐他道:“最要是阻止汪先生组织政府,其余善后问题,我再设法挽救。”


伪国民党大会开始后,汪精卫报告“和平运动”的经过,并说今天首次和各位干部见面,以后还有继续商谈。当时,无人发言,过了一阵子,何炳贤立起发言,反对降日,认为此事毫无保证,必须慎重考虑。汪精卫当时的脸色十分难看,但并未说话,忽热有人提议今天可以散会了,汪如释重负点头强作欢笑,大家不欢而散。


11月1日起,汪精卫与日本方面展开最后的谈判,双方已基本无异议。只要汪精卫在密约上签字,那么汪精卫集团投敌就将板上钉钉,伪南京政府的成立,也是水到渠成的事。汪精卫再次致电陈公博,要他来上海,说中日关系的密约已经形成,如果陈再不来,连反对的机会都没有了。陈公博接到电报后,急忙赶到上海,希望通过自己的反对而延搁汪精卫组织政府。


等陈公博到达上海后,谈判已经进行到了一半,由此陈公博才明了,汪精卫是不等他来讨论的,其已经胸有成竹。在上海的日子里,陈公博还是代表了汪集团与日方谈了一些无关紧要的问题。


一天夜里,汪精卫请陈公博吃饭,他碰到了日方代表影佐祯昭。陈公博对他说:“这哪里是基本密约,简直是日本要控制中国罢了。”影佐祯昭倒也实在,“目前来看,日本不是没有这个意思。”饭后,陈公博将此番对话告诉汪精卫,并希望他慎重。汪精卫忿然说:“我们偏不使日本控制中国。”


在离开上海回到香港之前,陈公博应高宗武、陶希圣之请,三人一起见汪精卫,并直言不能与日方签订合约的理由。最终,还是无果而终。在密约签字之前,陈公博回到香港。而高宗武与陶希圣,携手逃离汪集团与日本控制的上海,来到香港。并于1940年1月22日,在香港《大公报》上公布日汪密约,一时震动海内外,史称“高陶事件”。

陶希圣(右)、高宗武(左)


高陶二人背叛汪精卫的这种行为,使得陈公博十分不满,后来其回忆:“我那是实在不知高陶两位的意见,在沪时候他们对于佛海不满意,说了佛海很多闲话我是知道的。至于对基本条约不满意,我始终没有机会听到。知道后来他们公开发表基本条约的初稿,我才恍然大悟,我对基本条约不满和反对组织政府,他们是很明白的,但是为什么不对我说呢?不赞成汪先生组织政府,也为什么不对我说呢?倘然他们早些对我明白表示,或者合三人之力,可以阻止汪先生。”


显然,陈公博的这段回忆故意为之,是向着自己说话。高宗武与陶希圣反对汪精卫组织政府以及日汪密约,陈公博是知道的。不然,就不会有上述的三人一起去劝汪。高宗武与陶希圣脱离上海来到香港后,第一时间去找陈公博。陈公博很惊讶,问他们为什么来香港,二人什么都没说,只说汪不久会找他,之后匆忙告别。陈公博第二天在找他们时,二人已经不知去向。高陶二人之所以不敢跟陈公博说实话,因为他们知道,一旦陈公博知晓二人想要做的事,一定会全力阻止。


高陶事件发生后,在香港的陈公博深为汪精卫担心,他深知汪的性格容易冲动,而陈璧君更如此,汪的身边没有一个自己的亲信。而此时,陈璧君也认为汪精卫身边没有一个自己的得力干将是不行的,因此她奉汪精卫之命,赶赴香港,劝说陈公博北上。据陈璧君回忆:


“汪在沪与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陶希圣等共事,认为目前的同志同事与我们一向的同志同事,工作作风大有不同,而陈公博留港又迟迟不来,甚焦急。我在港每夜必与陈公博见一次,我劝之行,公博问其八、九十岁的老母亲,母说:‘汪先生做什么,你便做什么,汪先生去哪里,你便去哪里,不必顾虑我。你父不是为满清所害么,我可以提心吊胆的做党人妻,难道就不能提心吊胆的做党人母么?’”


不愿看汪精卫独自冒险,陈公博此刻抛下犹豫,决定北上助汪一把。陈公博曾对人说:“我只好用行动来答复他们了(高陶),马上离开香港,来上海归队,否则我算什么呢?”


而陈璧君,也非常赞许陈公博此举:“公博在香港陪母亲是孝子,到了紧急关头就马上归队,忠心耿耿真是忠臣。”


从此,陈公博彻底地随汪精卫下水,成为汪伪政府的二号人物,并且在汪死后,成为伪国民政府的代主席。陈公博为何随汪精卫做汉奸?难道大是大非分不清吗?从陈公博一向反对汪精卫投日成立伪政府来看,他能够分清。之所以如此做,还是为个人情感所左右:要报当年汪精卫的知遇之恩(从美留学归国,即进国民党中枢)。

 



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