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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鸡血:一段真实的历史

政商黑匣子2018-04-15 21:26:48

谭古议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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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鸡血,一段真实而又无比荒诞的历史


“我就跟打了鸡血一样兴奋”


年轻一代中很少有人知道,这个沿用至今的俗语是从文革时期流传下来的,而其中的“打了鸡血”,是切切实实的给身体打进鸡血。


在新中国成立到新世纪前,除了人们不能忘却的打砸抢烧和忠字舞,还有一群致力于开发人体潜能的神秘群众——有凭意念移动茶杯的超能力者,有能通晓宇宙语言和外星人对话的大师,当然还有那一群头顶锅盖练气功的大爷大妈们。


1993年底,在北京妙峰山高级气功强化培训班上,每个学员头上都盖一口锅。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信息锅,据说,该锅可以用来接受宇宙的大气场,达成天人感应。


在这种情况下,各种诡异的养生疗法也是大行其道,除了看起来有些傻乎乎的“甩手疗法”和“站桩疗法”,最让现代人难以接受的,大概就是“鸡血疗法”了。


一针鸡血祛病强身


“鸡血疗法”的方法和它的名字一样简单,就是从公鸡(最好是小公鸡)翅膀下的血管内,抽取鸡血几十到一百毫升,然后注射到人体肌肉中,每周一次。


据说这种疗法可以“有病治病,无病强身”,还能治愈包括心脏病、老花眼、脱发等24种疑难杂症,并且“精神乐观,视力增强,抵抗力强,面色红润,不怕冷,性欲旺,睡眠佳,大便畅”。


关于鸡血疗法,有一种传说是一位在文革期间被公安局捉住的前军统中将医官为了保命提供的“秘方”,并且蒋介石也靠这鸡血疗法续命。这种连军衔和军职都对不上号的谣言虽荒唐,但当时的确骗过了不少人,让鸡血疗法蒙上了一层“上流社会秘闻”的神秘色彩,反而更让围观群众信服。


而真正鸡血疗法的创始人是上海医生俞昌时。1959年5月26日上午8点,上海永安棉纺三厂一名叫俞昌時的医生,在邀请来的围观群众面前,给自己打了一毫升新鲜鸡血,不仅没出现任何不良症状,反而面色红润、精力充沛,“不到三小时,就感觉奇饿,中午吃了八两饭”。


从下午一点开始,40多人让俞昌时给自己注射了鸡血。根据俞昌时本人的回忆,本来咳嗽的人,五分钟后就好了;晚上喘得睡不着的人,当晚睡得香甜;胃痛的人,当即不痛了;长了疖肿的人,没过多久就消下了大半。


这个疯狂的医生并非什么江湖庸医,反而有一份专业且红彤彤的革命简历,受过系统的现代医学教育。俞昌时毕业于上海亚东医科大学,在武昌开过私人诊所,抗战期间担任过军医,还在南丰县担任过卫生院院长,行医时间至少也有20多年。

俞昌时医生发明的鸡血疗法


给人打鸡血的想法起源于1952年俞昌时在江西南平工作时,偶尔一次在鸡的肛门里量了一下温度,发现鸡的体温高达43℃,因此判断鸡血的发热机能特别高,神经中枢的调节作用特别强,可以促进新陈代谢,并且抗菌、抗毒。本来中医里就有很多内服外敷鸡血以治病的方子,俞昌时配合自己的现代医学知识,决定尝试注射鸡血。


根据俞昌时自己印发的《鸡血疗法》小册子里自述:他先在自己身上做试验,注射了两天的鸡血,觉得“精神舒适、食欲增加”,三四天后,“脚藓和皮肤病等痼疾同时痊愈了”。接着,他又给亲友注射,自己15岁的女儿腹痛,“注射一次就好了”;一个大腿患有蜂窝炎的农民,注射三次就好了;一个患阴道瘤的女人,注射两次就好了。


鸡血疗法和当时“少花钱,治大病;不花钱,也治病”的口号不谋而合,一时间风靡大江南北。就连远到四川的崇庆县城里,每天早上都有人在县医院的门诊外抱着公鸡排着长队,准备打鸡血。


据地方志《百年崇州》第二卷记载:“病人抱着鸡进诊室后,有护士帮忙,七手八脚地逮住鸡,从一边翅膀的静脉血管中抽出鸡血。由于一次能抽的鸡血不多,所以还要在别处抽。在抽血时,强壮的公鸡会拼命挣扎,一旦挣脱咯咯大叫,满屋飞逃,大家追拿,乱成一团,鸡毛灰尘扬起,再加上鸡屎遍地,更是臭气熏天。因为频繁扎针,过不了多久,一只漂亮的公鸡就变成了浑身青一块、紫一块的斑秃鸡,需要另换一只好鸡,市场上雄壮漂亮的公鸡一度成为抢手货。”

医院注射室门口总是排着长队,人们抱着公鸡来打鸡血


不仅是四川,鸡血疗法已经遍布神州大地。根据不完全统计,有27个省市的医疗单位和个人收到了俞昌时的鸡血疗法宣传单,说这种治疗方法“国际领先”,中央指示要“秘密研究”,但已经有很多“老干部私下使用”。


鸡血”大补“其实是过敏反应


因为鸡血被注射进人的肌肉组织,而不是静脉血管,所以这种看起来胡闹的行为并没有造成太严重的后果。打进肌肉的鸡血会被吸收,但由于是异种蛋白,会引起人体免疫系统的排异和过敏反应,因此会表现出皮肤潮红、心率加快等,的确给人一种“大补”的感觉;在医疗条件有限的情况下,这种免疫反应也的确对某些疾病有一定的疗效。


但如果过敏反应过于严重,则会带来并发症,比如过敏性休克,甚至死亡。而鸡血本身也带有寄生虫和致病菌,并不能直接注射进人体。


根据上海卫生局1962年的调查报告,根据两年多内分析的688个病例,16.6%的打过四针以上鸡血的病人出现了畏寒、发热、腹泻、淋巴结肿大、荨麻疹、局部红肿疼痛等症状,还有6个病人休克。

《金婚2》里也表现了打鸡血的场景


1965年,上海市卫生局召开专家座谈会,再次研究“打鸡血”问题。最后得出结论:新鲜鸡血不安全,虽然对某些慢性病有治疗效果,但都是些无伤大雅的小病,不值得冒着过敏反应的风险去打鸡血。


一个月后,卫生部下发了《关于“鸡血疗法”的通知》,禁止医务人员用鲜鸡血给病人治病,对于要求进行鸡血治疗的群众,要加以劝阻和解释。


不让打鸡血就是脱离群众


然而,卫生部的发文不仅没有阻止鸡血疗法的蔓延,反而给自己带来了麻烦。毛泽东对中央卫生部的工作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说:“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十五的人工作,而且这百分之十五的人主要还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好了。”


1966年,文革爆发,毛泽东对于卫生部的这段批评便成为了红卫兵们推广鸡血疗法的尚方宝剑。

1967年上海红卫兵刊发的《上海鸡血疗法》小册子,称卫生部为“老爷卫生部”


首都红卫兵和上海红卫兵合作组成了“鸡血疗法调查组”,宣传“八年来,鸡血疗法的疗效显著奇特,为广大工农兵热烈欢迎,对备战、备荒、为人民,将是最大的贡献”;而中央卫生部和上海卫生局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利用“权威专家”的“洋框框”对待新生事物,禁止了鸡血疗法,对“人民健康造成了巨大损失”。


1966年12月,卫生部以“急件”形式,撤销了1965年发布的《关于“鸡血疗法”的通知》,承认禁止鸡血疗法是错误的。


于是,接下来的两年成为了鸡血疗法在中国大陆最鼎盛的时期,造反派成立了“高举伟大红旗彻底批判卫生部在鸡血疗法上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筹备办公室”,专门为鸡血疗法翻案,各地医院翻印了红卫兵写的《鸡血疗法》小册子,其中讲赞成或反对鸡血疗法上升到了“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反对鸡血疗法就是违反。


然而鸡血疗法的创始人俞昌时却并没有从中获得任何政治好处,因为他30年前曾被国民党抓捕却侥幸逃脱的黑历史,俞昌时在《鸡血疗法》的小册子中被称为“大叛徒”,而鸡血疗法的政治荣光已经属于“广大工人、贫下中农和广大的革命的医药卫生人员”。

1967年,四川医院翻印的《鸡血疗法》小册子


鸡血疗法热潮的退去比它来时更加迅速。先是街头巷尾开始有传闻说很多人因为打鸡血死亡,随后大量的传单也开始分发到人们手中,和十年前不同的是,上面一一列举着鸡血疗法的弊端,各种死亡案例也是有名有姓。


作家朱大可在他写的《1967年,全国疯狂的“鸡血疗法”》中提到,1968年街上已经有许多揭露鸡血疗法弊端的传单,说“有不少人甚至因此中毒身亡”;和当时宣传鸡血疗法时一样,上面的消息也是有名有姓,“说的跟真的似的”。


渐渐的,大家停止了打鸡血,在医院门口抱着公鸡排长队的人们消失了。人们开始寻求新的养生方法,比如站在大马路上甩手,或者躲在家里猛灌凉水。


很快,人们就忘记了当年往屁股里打鸡血的岁月,而是迎向了那个头顶铝锅、集体坐在广场上发气功的新时代。



1967年,全国疯狂的“鸡血疗法”

作者:朱大可;来源:《花城》杂志2006年第3期


广泛的政治死亡引发出对生命的酷爱。民间养生运动的火焰,竟然在1967年就已被点燃。那是文革最酷烈的时期,国家权力机器全面瘫痪,广场革命席卷整个中国。一些人在自杀的道路上狂奔,而另一些人却在探寻永生的秘密。解放军是养生运动的先锋。军队医生发明或推广了各种疗法,从针刺麻醉,到鸡血疗法。“老军医”介入人民的日常生活,为他们殚精竭虑,寻求健康长生的道路。他们的事迹开始越出神秘的兵营,成为引导民众生活的伟大指南。


关于鸡血疗法的起源,有着截然不同的传闻,而父亲是从街上一毛五分钱的油印小册子里得到灵感的。该手册宣称,鸡血疗法是某解放军医院的伟大研究成果,它具有治疗高血压、脑中风、胃溃疡、感冒咳嗽、支气管炎、妇科病、牛皮癣、脚气、脱肛、痔疮和阳痿等的神奇疗效。


父亲长期受慢性肝炎困扰,对这些神秘偏方,表现出无限浓厚的兴趣。他从学校附近的农民手里,买下一只长相漂亮的小公鸡,并且亲自动手,从鸡翅根部抽出鲜血,打算注射到自己的胳臂上。但鸡的奋力挣扎打破了父亲的阴谋。玻璃针筒跌成碎片,到处是狼藉的鸡血,看起来有些惊心动魄,而鸡仍在地上顽强地扑腾,发出尖利的叫声。虽然鸡血疗法失败了,但传统的鸡肉疗法依然有效,于是那只反抗的小公鸡,成了桌上的美味佳肴。进餐的时候,我甚至还能感觉到小翅膀的颤动,仿佛是一次最后的呼救。但它最终只是轻轻地抚慰了我的肠胃而已。


自我注射失败之后,父亲就放弃了这个冒险的实验,但民众的热情此刻已经变得不可遏止。我们家附近地段医院的注射室门口,开始排起长蛇般的队伍。人人提着装鸡的篮子或网兜,等待护士小姐出手,一边交流打鸡血的经验与传闻,地上到处遗留着肮脏的鸡毛和鸡屎,此外就是鸡的尖声惊叫。它们的恐惧像瘟疫一样传染给了整个时代。


然而,鸡血不仅是养生的圣药,而且给疯狂的种族注入了诡异的激素。民众的血崇拜来自嗜血的文化天性。在某种意义上,鸡血无非是人血的某种代用品而已。自从鸡血疗法盛行之后,全中国人民就跟打了鸡血似的,变得无限亢奋起来。革命的热血奔涌在身上,而革命的烈火则燃烧在祖国的大地上。从1967到1968,打鸡血盛行的时间,据说维持了十个月之久,与文革最疯狂的时刻完全暗合。它跟造反狂热之间的神秘呼应,至今仍是一个难以索解的悬谜。


但随后就有大量的传单在街上飞行,上面说鸡血免疫疗法弊端很多,有不少人甚至因此中毒身亡,等等。各种消息有名有姓,说得跟真的似的。这种传闻后来愈来愈多,像野草一样疯长,恫吓着嗜血的民众。最终,那些小公鸡的性命得以延缓,鸡血疗法的热潮迅速平息,但它却打开了民众养生的强大欲望。各种新的疗法蜂拥而至,成为对一个朝不保夕的年代的奇妙诠释。一方面是大规模的死亡,一方面却是民众强烈的养生和长寿欲望,这种严重的精神分裂,才是“文革”最真切的图景。


比打鸡血风潮稍晚一些,一种更加诡秘的“681卤碱疗法”也开始兴盛起来。油印的传单和小册子上都宣称,它在治疗癌症方面具有神效。许多人卷入了这场新的医学神话,就连许多高级医院,都用这种据说来自某个内蒙水塘的卤碱治病,它的代码之所以叫“681”,也许是因为它被“政治鉴定”的日期,就在1968年的1月。很多年以后我才看到一份研究报告,称文革中因政治生态恶化而引发的癌症患者,人数一度达到历史的高点。这是间接性迫害致死的证明。在一个死神横行的时代,“681”是那些挣扎在病痛里的人的脆弱信念。


盐卤是底层“卑贱者”所创造的“新生事物”,曾经在民间流传了近千年,其间蕴含着“以毒攻毒”的古老信仰。在样板戏《白毛女》里,在漫漫大雪的黑夜,它是贫苦农民“杨白劳”含愤自杀的毒药,而在文革初期却成了拯救众生的圣药。我家的隔壁邻居,一个落魄的格格,据说是溥仪的侄女,面色蜡黄、骨瘦如柴地行走在弄堂里,脚下悄然无声,犹如一个白昼的幽灵。人们都说她得了肺癌。我只记得她总是用枯槁细长的指爪,紧抓着一打黄纸包的中药,像抓着几根救命的稻草。


她是街坊中第一个大量服用“681”的病人。她从民间圣药里索取生命的希望,却一直向邻居抱怨这种药弄得肚皮很痛,屎也拉不出来。她在诉说时用手帕抹着眼泪,随后又神色凛然地走开。但一个月后,她却被人裹上白布从家里抬走了。卤碱并未治愈她的肿瘤,反而提前杀死了她,把她变成一具僵硬的尸体。她死了后只有几天功夫,北京南下的红卫兵就上门揪斗了,在获悉她已经死掉之后,带队的男生沉吟了片刻,用标准的京腔嘲笑道:妈的,这老娘儿们死得好!说罢,率众扬长而去。我后来才意识到,她是少数最成功的逃匿者之一。面对普遍的政治迫害运动,及时的死亡就是最大的幸福。她无意中超越了自身的噩运。


由于毒性太大,跟鸡血疗法一样,卤碱疗法的闹剧也迅速销声匿迹,成为历史的过眼云烟。但随着新政府接管权力,新的红茶菌疗法开始蔓延全国。这是所有革命疗法中最具生命力的一种,延续在文革后期的严酷岁月里,犹如悬挂在政治枯枝上的一片绿色残叶。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这种柔软的物体,居然成为家家户户五斗橱上的主要摆设。它漂浮在大型玻璃罐里,像海蜇和水母那样缓慢生长,其间蕴含着某种令人不可思议的神秘性。它的大小和形状,成为邻里间互相炫耀的母题,而它的暗红色的浸出液,则很像是被稀释了的血液,令人想起了生命的图腾。在昏黄黯淡的光线里,它法相庄严,散发出宁静而诡异的气息。


我们全家都参与了全民大修炼的仪式,每天要喝那种甜酸味的“丹药”,但我并不喜欢它的味道,那股酸劲儿跟醋完全不同,隐含着某种令人不安的陌生气息。但父亲却孜孜不倦地喝着,想象这药水会像打点滴那样慢慢注入肝脏,清除着那些卑鄙的微生物。父亲意志像磐石一样坚硬。他藉此藐视着病毒强加给自己的命运,并且要在最的元素中找回真正的生活。


但红茶菌的生命有时比人类更加柔弱,它在滋养人类之前,必须首先接受糖份的滋养,并且惧怕有毒的自来水,否则它会悄无声息地死去,把药液弄成了一罐臭水。我们家的红茶菌宝贝已经为此屡遭不幸了。我和母亲不得不上邻居家,讨要一小块红茶菌组织,以此作为种子,开始新的培养历程。在“副食品”配给供应的年代,几乎所有能买到的白糖,都成了制作红茶菌液的材料。


这似乎是一种漫长的期待。每一次饮用都会激发隐秘的企望----指望父亲的肝病能够就此终结。但红茶菌没有创造出任何奇迹。它只是一种自制的饮料,在物质匮乏的年代慰藉着我们日益衰退的味觉。它是所有文革异端疗法中最安全的一种,直到文革结束,它才被新的“醋蛋疗法”所代替,恋恋不舍地退出了历史。


但文革期间我们家吃得最多的,并不是那些公共流行物,而是有“仙草”称号的野生灵芝,它长着坚硬的冠盖和根茎,俨然是上帝业余制作的小型木雕,拥有流畅的年轮般的线条和纹理,向人们暗示一种超自然的存在。它们生长在闽西的深山里,被药农采集后私下贩卖给熟人。每隔一段时间,乡下亲戚就会按父亲信中的要求,收购一批这样的灵芝邮寄到上海,以致我们的供货源源不断,有时也称为馈赠亲友的重礼。我的任务是用剪刀艰难地把它切碎,然后浸泡在低度的劣质黄酒里,成为父亲和母亲临睡前服用的仙液。据说它有治疗神经衰弱、高血压和肝炎等无限众多的功效。


父亲跟我讲述过乡下关于灵芝的传说。它是女人的精魂,同时也是拯救生命的圣药,她出没在山林里,以拯救那些好人的性命。他说他的祖母,也就是我的曾祖母,曾经在深山里赶路时被一只豹子咬伤,送到家里时已经奄奄一息。幸亏家里有一枝数百年的灵芝,用它磨碎了敷在伤口上,另一半煎成汤药喝了下去,第三天就基本痊愈了。这个家族的传说严重鼓舞了我们。但这种数百年的灵芝,其实无处可求,能得到这些大株的野生仙草,已经足以令人宽慰。


我们全家都是“灵芝教”的信徒,生活在这种神秘植物的阴影下长达数年之久。但在我的记忆里,灵芝并未治愈母亲的失眠症,也没有给父亲的肝疾带来任何好处。它的暗褐色碎片,漂浮在暗褐色的酒液里,满含嘲讽地眺望着一个渴望健康的家族,却拒绝交出传说里的巫力。直到父亲去世为止,它都没有向我们显示过任何神迹。在料理完父亲的丧事之后,我们就废弃了灵芝,把它扔进垃圾桶,就像扔掉一个被粉碎了的神话。


因为从小喜欢游泳,每年6月到11月都在泳池里泡着,我九岁时就耳膜内陷,经常出现严重失聪,而且还患有严重的气管炎和鼻炎。为了治疗耳聋,我做过耳膜穿刺;为了治疗慢性鼻炎,我打过金针,还吸过好几年鼻烟,差一点弄成个少年瘾君子;为了治疗气管炎,我也做过文革流行的“羊肠线疗法”,让医生把羊肠线埋在肚脐下的穴位里,至今还留有淡淡的疤痕,但所有这些疗法都毫无效果。当我开始发育时,青春痘开始在脸上大规模涌现,而所有的慢性病似乎在一夜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种不战而胜的经验是奇异的,它更改了我对世界的基本判断。就在屠杀思想犯的枪声此起彼伏的同时,我们却在各种疗法中茁壮成长,而正是从这些疗法中我们获取了存在的证明。吃药,就是要在专制制度内部探求生命的契机,以劝慰那些朝不保夕的个体。在这种疯狂的民间药疗中,隐含着政治反讽的信念,它旨在消解人们对于迫害和死亡的恐惧。


奇怪的是,随着文革临近尾声和“新时期”的开启,各种“神奇物质”逐渐退出了全民养生浪潮,而那些更加安全、简便甚至无添加物的疗法,开始成为人民选择的主流。它们包括醋蛋疗法、饮水疗法、甩手疗法和逆行(倒走)疗法等等。人民要藉此穷尽各种养生的道路。


饮水疗法显然是其中最风靡的一种,因为它把养生的成本降到零的地步。它仅仅要求参加者每天起床后空腹喝掉三杯凉水,据说能治疗各种消化道和尿路疾病,甚至有预防感冒、中风、减肥和长寿的功效。而甩手和倒行不仅成本为零,并且没有任何风险,甚至无需频繁上厕所。跟鸡血、盐卤和红茶菌相比,它们丧失了生命探险的想象力和刺激性,但却更符合大众的平庸口味。


在父亲去世之后不久,母亲也从一所中学的教师职务上退休,开始了甩手和饮用冷水的长征。她每天清晨大量饮水,然后不停地上卫生间,要么就站在窗前永无止境地甩手,仿佛执意要甩掉身体内部的隐秘的秽物。她露出了对于疾病的内在的焦虑。


而在20世纪70年代,她摆动胳臂的姿态却成了一个时代的剪影。在我的记忆里,她退休后的主要行为就是甩手,这个单调的动作从早晨一直延续到晚上。她的手臂有节律地前后摆动,像一个走时准确的机械钟摆。时间从她身后悄悄地溜走,而她的失神的目光却停留在记忆深处。她的影子投射于油漆龟裂的墙上,随着光线静谧地移动,与革命的喧嚣图景形成尖锐的对比。父亲去世之后,母亲更加狂热地甩起手来,她的激情感染了周围的人们。她们彼此交换心得,为这种简易的体操而欢欣鼓舞。


这个据说由苏格拉底传授给柏拉图的秘密疗法,经过长达两千年的孕育,终于在远东变成了声势浩大的运动。大批老年男女在清晨的阳光下甩动着手臂,在街角、弄堂口、门洞和树荫里,到处是甩手者的身影,他们表情呆钝,无处不在,像梦魇一样弥漫在城市里。甩手是一种集体主义的时间体操,并且注定要成为柔软的国家钟摆,诠释着“一万年太久”的激进主义时间表。而甩手疗法的另外一个作用,就是作为一种初级课程,为日后气功在中国的大面积泛滥开辟了道路。


然而,成人养生游戏对儿童的健康没有任何精神暗示作用。他们照样生病,感冒、发烧咳嗽,笼罩在流感和肺炎的阴影之下。在药物匮乏的年代,廉价的四环素和土霉素,成了救世的良药。它具有广谱的抗菌作用,但它所携带的色素却严重腐蚀了幼童的牙齿,在上亿人中制造出无数颗“四环素牙”来。这种牙齿在阳光照射下呈现明亮的荧黄色,以后便逐渐变成棕褐色或深灰色。奇妙的是,正是我们所高声颂扬的阳光,促进了牙齿的这种色相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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