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车掉的手指头,能装一茶杯”

发表于 讨论求助 2019-06-20 16:55:11


2013年,路内的小说《少年巴比伦》卖出电影改编权,预计2016年10月上映。小说《慈悲》让他获得了2016年第14届华语传媒大奖年度小说家奖。图为《少年巴比伦》剧照。(剧组供图/图)


1995年,工人路内叉了机修车间主任的脖子,终于找到辞职的机会。这一年,他开始写小说。点击这里阅读《路内从工人到作家:这人怎么那么熟悉工厂?》。


化工厂工资蛮高的,活儿比较苦嘛。肥皂厂也有生癌的危险。轴承厂一年下来,车掉的手指头,能有一个茶杯。1990年代开接手指头的医院,在轴承厂门口都有广告。车掉一根手指头还能干,车掉两根手指头就不能干了。——路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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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内偶尔会去糖精厂看看。1990年代初,他在那里当过几年工人。

2003、2004年去,工厂还在,变化不大;2010年再去,工厂没了,直接起了高楼,住了人。路内原本想,那里至少应该三四十年不住人,地太毒。

路内一家三口都曾经是工厂工人。父亲在化工厂,母亲在玻璃厂。母亲喜欢跟路内讲评弹和戏曲的情节,以及各种奇闻异事,工厂的事,反倒不大讲——她不喜欢工厂生活。

和母亲一样,路内也不喜欢工厂,但也喜欢听和讲那些“奇奇怪怪”的事。

“写小说就是这样,讲点奇奇怪怪的故事。”2016年6月15日,路内在专访中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1
一年车掉的手指头,能装一茶杯
南方周末《慈悲》里,你写到水生为工友讨要补助。你当工人的年代,工人还有补助这一说吗?

路内:我不记得了,因为我不关心那些。我只想在工厂里玩玩,偷懒、睡觉。那时候见得最多的场面是谁死了人,不幸死在工厂里面。或者在厂里砸断一只手,找五十个亲戚冲进工会,你要赔钱啊。警察就来啦。

南方周末水生在《慈悲》里的形象,特别善良,帮了很多人。今天看来都不太现实了,你有给他做“理想化”加工吗?

路内:丝毫没有。我觉得这个人很可悲。他应该是一代人很现实的写照,尽管我不愿意用“现实主义”这个说法。写出来了,但他绝对不是我喜欢或佩服的一个人,我对这个人抱有同情心,并不能认同这个人。

这个人很关注家庭。他会把很多地方当成自己的家。有了一个家很高兴;有了一个工厂,有了一个师傅,很高兴。以厂为家,很高兴。最后,整个社会的进程,都是在摧毁他所认为的家的东西。最后,他就只得剩自己一个人,和亡妻的照片在一起。他觉得这是他的一个归宿。但这是传统的,中国人内心既善良又特别可悲可叹的一面。

南方周末糖精厂会造成什么职业病?

路内:没什么职业病。糖精厂有个甲醛车间,在那里20年,得鼻咽癌基本是肯定的。我没待满20年,车间也刚刚投产没几年,以前生产不出甲醛。我离开工厂,就跟他们失去联系了。

工厂里的气味,你拍电影都拍不出来。有一天,有只麻雀飞过甲醛车间的上空,飞到一半的时候掉下来了。当然,那就完全是胡椒面啊。离它50米之外,那空气,你都进不去了,“哗”就开始流眼泪。我是维修工,得去现场,操作工有密闭的操作室,闻不到气味。维修工去的,全都是有甲醛气味的现场。拆那个泵,你不能戴着防毒面具进去。

南方周末你工作的时候,经常倒三班吗?

路内:我倒过一阵子,两年吧。倒三班有很多种,有一种是可以偷偷睡觉的。比如说在泵房里,有一个小间,就可以偷偷睡觉。配电室也可以。干部来查岗,你保持眼睛睁开就没事儿了。有些是没有办法睡觉的,这一个操作室里面,男男女女十几号人,怎么睡呀!你要睡的话,跟你不对付的人,就打电话跟领导说,这傻逼睡觉了。以前没手机,现在有手机了,随便就可以拍一张,上传到厂里,奖金立刻就没了。

我在配电室里。能睡觉的。我们扣奖金啊,连续三次被发现就把你开除掉。我扣过一次,不记得多少钱,那时候一个月奖金大概三四百块钱。工资一千多块钱。

化工厂工资蛮高的,活儿比较苦嘛。肥皂厂也有生癌的危险。轴承厂一年下来,车掉的手指头,能有一个茶杯。1980年代接手指头的技术还没那么好呢。1990年代开接手指头的医院,在轴承厂门口都有广告。车掉一根手指头还能干,车掉两根手指头就不能干了。

滚原料桶我不会,我爸会。就是柴油桶。你不能放倒,放倒滚就炸了。也不能搬,把它侧过来滚(一条边着地),侧过来45度。很讲究技术的。

南方周末在《少年巴比伦》里,你把触电写得特别逼真。

路内:我做过配电室的电工,没触过电。配电室全是高压电,摸上去就死掉了。每年都会听到本地各种事故报告,有一次干部来查岗了,一群人冲进来,说你爸厂里,电工班班长被电死了,他在干活,徒弟一推电闸,推错了。

还有被电弧光弄盲的。应该是推上去以后再按(油阀)按钮,忘记了,直推,高压电的电弧光,非常亮,会发出一声巨响,瞬间让你盲掉,大概十天半个月,眼睛才能看见东西。当时就觉得好玩儿。

我的小说里面写这种东西,全是真事儿。知道得太多啦,多到我不需要去虚构了。

南方周末过去,厂里的师徒关系是有讲究的。你当工人的时候有师傅吗?师徒关系如何?

路内:好多师傅呢。有一个很好的钳工师傅。帮师傅泡水是应该的。但不用帮师傅洗衣服。拜师的时候,给他塞一条烟,红塔山就可以。没钱的时候,或者看这个师傅手艺不行,就不用给他烟。

我们当时有一个同学,他爸爸是一个厂的供销科长,他不幸被分到了隔壁电工班。他认为自己不可能在这个地方待很久的,只想快点儿(调走),但刚进厂是不可能直接让你进科室的,你又不是大学生。技校生必须在车间、班组里干一阵子。这小子每天穿着皮夹克上班。他师傅就是个深度近视眼。这小子就每天(语调轻佻,还拍师傅):“嘿,给我去泡瓶水。”班组人员都惊了:“这个世道越来越不好了。”终于有一天听到隔壁发出惨叫。师傅抡着电工刀,要砍徒弟。



路内的母亲过去是玻璃厂女工,但她不爱讲工厂的事——她不喜欢工厂生活。和母亲一样,路内也不喜欢工厂,工厂生活让他觉得沉闷压抑。图为电影《少年巴比伦》中的工厂。(剧组供图/图)


2
做半天贡献,工厂变成私人的了
南方周末从开始写小说开始,你有刻意地想要写一个工厂题材的小说吗?

路内:我大概每部长篇都会牵涉到这个东西。我就是工人子弟出身。我可以不关注现实,但如果我要关注现实,一定是关注自己最贴身的东西。

《慈悲》是很意外的。也有人说这本小说是现实主义,我只能说是现实主义风格。我并不打算用这种现实主义风格来写一个小说。2014年本打算写一个与工厂有关的小说,但当时不写(《慈悲》),以后可能就再也不会写这类题材了。

南方周末你从《少年巴比伦》开始写到工厂,除了与个人经历有关,还有其他写作冲动吗?

路内:那是我经历过的最乏味又是最好玩的时期。我在广告公司干了12年,你会感觉,每天都很刺激,但整个底层的质感是极其庸俗的。很奇怪。广告公司就像个作坊产物。吹嘘自己,说自己是个创意产业,其实就是作坊。

有一次我跟董子健说,咱们拍个关于拍电影的电影,怎么样?他一点兴趣都没有:我对这个真没兴趣,我每天都在片场……就是这样,外人看到,拍电影非常有意思啊,但是从事这个行业的人看来,它非常庸俗,什么都没有。

我觉得我生来不属于工厂,但我不幸被扔进了那个环境。会产生那种心理的距离感、陌生感。在日常极度乏味的生活中,你会找到愿意被写的东西。

我在场的时候不能认识到,离开那个环境十年后,我忽然想写它。那个工厂后来可能都消失掉了。国营工厂都没有了。

“文革”之后到私有化之前,这个阶段很滑稽。也特别难写,因为“文革”的世界观是跟我们的世界观不一样的,只有在“文革”里才能理解那个世界观,你离开“文革”就不能理解那个世界观了。

1980到1990代稍微好写一点。那也是个断层式的年代,比“文革”的延续性稍微多一点,但仍然也会产生一个相对独立的世界观。你让我再现戴城糖精厂,到哪去找?那样的厂没有了。那样的观念,再也不会有了。工厂让我产生了很奇怪的(感觉),审美或审丑的距离给拉开了。

但你让我写一个1990年代末的广告公司,我会很明确地告诉你,当时那帮人,现在全都在影视界、传媒界、杂志。这些人全没变,都还活着呢。但你让我写现实的东西,就觉得好无聊啊。

南方周末你在《慈悲》的后记中写到,你的父亲打麻将、跳舞,“多年游手好闲”,与下岗阴影有关系吗?

路内:(笑得略夸张)我讲我爸游手好闲了吗?绝对没有用“游手好闲”这几个字,他是国家生产力的骨干啊。(拿书看)我真写过我爸游手好闲!(笑)算了,我爸确实有很游手好闲的一面,我的文学声誉比我爸的声誉重要。

跟下岗关系不大,他只想调一个舒服的岗位。干得好你也不会比别人多多少钱。虽然1980年代是效益制,但其实并没有拉开差距,比别人多拿个十块二十块。做科长总比做技术员拿得多一点嘛。那个车间的有毒气体太厉害了,不能做到老,做到老要“屎”掉的。

我爸是个非常聪明的人。当技术员,通过技术改革之类的事,给厂里挣了很多钱。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他从工厂调出去,做了两三年中学化学老师。学校待遇可差了,他又回到工厂,调到科室里。后来就调到厂里的教育科,专门培训青工。那真是个“游手好闲”的职位。

那个年代的国营企业科室,所有人手上都拿一杯茶,下棋。做半天贡献,最后还是变成私人的了。厂长突然有一天说:我是董事长了。你们想入伙吧,每人交两万块钱。有人说,那个厂也交了两万块钱,厂长拿了钱,逃走了,咱们还是别交了。厂长说:好,那你们都是打工仔,本来你们可以是股东的。

结果,做股东也不是,做打工仔也不是。

南方周末你父亲交了这笔钱吗?

路内:我爸没有交,他那么鬼,而且我妈那时身体不好,一直住院。家里钱都用来买房子了,必须花五六千块钱,把自己家房子买下来。以前的公房,40平方,房产改革,就要把房子买下来。1990年代就这样。我那时还在上学。我爸跟我说:你要不别考大学了吧,实在供不起了。那时候我不觉得不上大学有什么可耻的,最后念了个技校。

我父亲很想得穿,不会拿自己去冒险。有些老书记还是很好的。如果这个厂给了那些人,那他愿意。以前整过人的那帮人,一看就是个枭雄,在做董事长,谁愿意再花钱入股啊。我干了一辈子,国家不得养我,我还跟你过去拼命啊。董事长上来就是建立一个小的利益集团,只要护住那些人就好了。

南方周末父亲劝你去念中专,为什么不拼一拼,去考大学?后来为什么又念了技校?

路内:那当然。受一个好好的教育,有什么不好呢?但中专出来干部编制。我就一溜填了:化工中专、化工技校、化工职校,分数递减。我离分数线大概差了两三分,只能上技校。

南方周末母亲给你讲过工厂的经历吗?

路内:我妈是玻璃厂的普通女工,她不太给我讲厂里的故事。她不喜欢那个厂。格格不入。我妈也经常跟我说:1966年,北京下来的红卫兵,到上海,头一件事就是剪裤脚管。街上见到女的穿小裤脚管,就把它剪掉。穿小裤脚管代表着资产阶级思想。在1970年代,被评为资产阶级思想的话,在厂里得多难混。不开心啊,所以较少谈。

我妈就爱谈些乱七八糟的奇闻异事,讲戏曲里的、评弹里的故事。从她那里,就没知道什么现实的故事。唯一知道的,就是武斗的故事。大体,不全都是,也有很多是我自己编的。写小说就是这样,讲点奇奇怪怪的故事。



作家路内。(南方周末资料图/图)


3
下岗了,妇女们反而去养狗了
南方周末你在小说《天使坠落在哪里》中写到茅建国一家集体自杀,万师母卖身等故事,在生活里有原型吗?

路内:有我也不敢说是谁呀。在同样的底层中,女的比男的更底层。各地都这样,包括上海,几百万纺织工人同时下岗啊。

我见过当时那个负责纺织企业下岗的领导。这位老先生后来做到副市长还是什么的,若干年后在大会上讲这个事儿,还是哭。国家一道命令下来,纺织企业大家全遣散,什么钱都没了。

下岗是极大的恐慌。不知道这个时代的手背突然变成手心的时候,你是在哪个位置上。你甚至没有机会去考虑、反思政治,因为你家人快饿死了。能做的就是赶紧出去打工或者做苦力。能够活下去。

南方周末小说还提到,1996年和1997年,很多人突然开始养狗。

路内:越穷越养狗。总体原因是居委会对居民家里管得不那么严了。以前,新村里不许养家禽家畜的。逮起来就干掉你(的宠物)了。养猫可以,养狗很忌讳的。1990年代,这个管理就崩溃了。我没工作了,你来管我,那居委会你给我找份工作。你有工作的人敢来管我没工作的人?全新村都是没工作的人。

整个一下子就松了。就开始有妇女养狗了。妇女抱着条长毛犬,沉得要死,穿着一条踏脚裤,下面一双塑料拖鞋。“啊呀,咪咪啊,这是我们家的宝贝啊!”

狗这个东西,大家觉得很时髦嘛。家里都穷得叮当响,还养狗,可喜欢了。特别无聊,有点违背常识。你不下岗了嘛,应当出去找工作啊。国家不再负担你嘛。她不!老娘就要打麻将、养狗,继续空虚。

出现了极其反常的状态。穷,还养狗。一群穷得都没工资的人,四个人在外头打麻将,我赢了一圈,今晚我家买菜的钱有了,另外三个人怎么办,不知道。他们应该怎么过,那个人是不管的。

南方周末这是现实生活中的黑色幽默。

路内:这种情况,现在不多见了。(他们)散落在各个角落,你只觉得个别人神经病。但它整体化地出现在一个新村里,那是集体生活,社会是聚落式的。五个化工厂的人生活在一个新村里,一百多幢房子,全都是认识的人,那就不一样了。

忽然有一天要下岗了,整个新村一下子就开锅了。这个社区一两万人口,抵得上欧洲的一个城市了,但没有出现一个层级式的东西,完全是平铺式的。兴旺的时候,过年每人自行车上都挂着鱼回家。感觉GDP增长率绝对在20%。但GDP变成1%的时候,全新村完蛋。

非常单一化的一个区域,但是它有很多寓言式的东西。如果说这个城市、社区是多元化的,这些人能找到更多活下去的方式。但是,因为单一化,翻转的时候,人没有退路,没有一点腾挪空间。

南方周末你当初上过班的糖精厂,后来怎么样了?

路内:2003、2004年我去看的时候,它还在。又过了几年,房地产飞速发展,2010年我再去,就全没了。我猜它一定会变成住宅小区。果然变成了住宅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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