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风中楼阁(下)

发表于 讨论求助 2018-09-10 13:03:17


自从领导说他不用来上班之后,樊书华就在办公室里“赋闲”了,大事小事都没他的份。几个年轻人知道他闲得难受,故意找些简单的问题问他,没等他说完,又忙自己的事去了。他也不生气,他们是好意,只是做法不高明。还是收发室的老徐驾轻就熟,每天进来把一摞报纸搁到他面前,不说“樊调研员您看报”,却摆出一付关心时政的样子,“樊调研员您看普京又发话了,我喜欢这家伙的犟脾气!”于是樊书华就成天体会报纸看得眼睛酸、放下茶杯上厕所的滋味。这多少有点尴尬,所以只要走廊里有动静他就伸头看,主动跟来访者搭话,把他们带到相关科室,尽管每个办公室门上都钉着牌子。

他在房管局耗了大半辈子,屈指算来只有一点好处:住房比别人划算。这十几二十年,他看着房价涨了十倍还不止,而他现在住的120多平米的房子只花了15万。他26岁结婚时分到了第一套房,虽说只有40几平米,但从此有了参加接龙的资本。他认识的人里没有哪个这辈子比他搬家次数多,而且越往后好处就越大,工龄、本单位工龄、职称、职务,怎么算他都有份。房改时,他那套八十多平米的房子只花了一万多,本打算和老伴在那住到死,可没两年局里又搞集资建房,说是最后一次。他当时已不想再换,儿子却说一定要争取。他和老伴以为儿子打算将来跟他们一起住,还喜滋滋的。那次局领导也参加了,樊书华的积分不靠前,轮到他只有90平米的,偏巧有个该拿大套的人因为嫌添钱太多,要跟他换。他贴了十三万多,住上了三室两厅两卫的错层大套。房子到手,儿子却要去深圳工作,还说“我什么时候说过我想要这套房了?我是为你们的财产增值!”增值是增值了,东郊这一带的房子现在起码得二万五,可房子太大,每次从卧室走到厨房他都嫌累。不过老伴感觉很好,如果连着下几天雨,她还把那帮老太叫家来跳舞。

那天晚上散步,老伴说秦大姐的儿子在汤山一个别墅区当销售经理,如果我们卖了这边的买那边的,弄得好都不用贴钱。“但贴跑路的工夫!”樊书华没好气地说,“你还想折腾?”老伴没接茬,他也就忘了。谁知周末她却拉他去汤山:“在家也是大眼瞪小眼,去一趟既散了心也给了秦大姐面子!”樊书华只好跟着上了看房车。

楼盘在山里,环境不错但进出不便,房子和房子又挨得很紧,院子小得只够摆几个花盆。那一车人都是她们跳广场舞的,还一个个赞不绝口:“住这儿真能长命百岁呀!”樊书华没忍住:“长命百岁?万一生个急病,等救护车到了人都凉了。”老伴把他拽到一边:“就你能!又想到彭家楼了吧?跟你实说了吧,你叨叨了一辈子,可那跟你没半点关系!”

樊书华瘪了。秦大姐的儿子逐个为她们算一遍,樊书华家只要贴13万就能拿这里最好的房子,如果让这里装修,28万就能装得跟样板房一样,给一万优惠,40万整,拎包入住。老伴问长问短,看样子真的动了心。幸亏除了她没人来真的,老伴捱到最后才把银行卡揣起来。回去的路上,她们比拿了房子还兴奋。樊书华没敢再说一句话,但他知道老伴没死心,更知道她如果跟他磨,最后总能成功。他想着都怕。

那天上班他正看报,隐约听到有人在说“彭家楼”。他以为是自己的错觉,仔细一听,还真就是彭家楼。同事小王正向一位穿戴整洁的老人说怎么去彭家楼,樊书华赶紧过去,但那老人已鞠躬道谢,转身下楼。他在楼梯拐弯处向他们挥挥手,很有涵养的样子。

樊书华犹豫一下,回头时小王已进了办公室。他越想越觉得那位老人不像是大陆人,再去问小王:“刚才那位老人要去彭家楼?”

他要找彭家楼那幢楼,我跟他说已经拆了。”

他去那儿了?”

不知道。我说我只知道施工批文已下,但不清楚新房子动没动工,他只‘哦’了一声。”

樊书华又站到了楼梯口。老人肯定已经走远了,我当时怎么反应那么慢?说不定就是国民党军官彭汝岱本人呢?随即他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彭汝岱要是能活到今天,起码有100多岁,还能一个人到处转?

但这事搅得他心神不定,办公室也坐不下去了。他把桌子收拾一下,没跟任何人打招呼就走了出来。

不是高峰时段49路车也是满满当当的,他好容易站稳,旁边一个坐着的人就问:“下一站是彭家楼吗?”是外地口音。

是。”

劳驾、劳驾。”

樊书华让出通道,那人却只顾归拢东西,光蛇皮口袋就有四个,然后他攥紧口袋盯着车门,就是不起身,让樊书华拧着身子站了大半站路。总算到了站,那人又被车门卡住,最后不得不上下几趟,引得怨声一片。樊书华屁股刚落座又弹了起来,先前去房管局的那位老人就站在彭家楼站牌下!

车子已经起步,樊书华叫起来:“停车!停车!我要下车!”

司机骂了句粗话,樊书华也顾不上了。

那位老人疑惑地看着他,赶紧把目光移开。

你好!”

他又看他,再扭头看身后。

你好先生,你刚才不是去房管局打听彭家楼的吗?”

唔?”

我是房管局的!”

老人瞪了他好一会,忽然朝左边看去。有几辆公交车正朝这边来。樊书华忽然意识到他是要乘59路去火车站。

先生、先生,我有些一直没弄清楚的问题想向你打听,也有彭家楼的情况告诉你。”

老人警觉地看着他。

我在那住过几年!我猜您姓彭,对吗?”

老人朝后一退,仍不说话。

樊书华这才发觉自己太唐突了,不管老人姓不姓彭,他都无法接受这种不知深浅的搭话。

那几辆公交车近了,第一辆就是59路。樊书华眼睁睁看着老人上前去。几个人挤在车门口,老人很绅士地保持着距离。他忽然扭头问樊书华:“你见过袁继青?”

樊书华一愣,几乎是喊出来:“见过、见过!袁师母!姨太太!”

司机也叫:“嗳你上不上呀?”

老人朝司机挥挥手,转身对樊书华说:“我的确姓彭,你好。”

 

他们在茶室靠窗坐下。太阳已偏西,小学生们打闹着从窗前经过。老人许久没开口,不知是等待心情平复还是在等待安静。他终于开口,语气平静得出人意料。“我叫彭鼎辉,彭汝岱的独子。”

您父亲是将军?”

老人一愣。“不、不,抗战胜利时他是上校,后来没晋升过。”

您小时候一直住在彭家楼?”

没有,我们老家在重庆南岸,我和母亲是抗战胜利后才到南京的。”

他说话的确带有四川口音。樊书华想起自己刚到南京时的单身宿舍。

你是怎么住到彭家楼里的?”

樊书华把情况大致说一遍,老人询问了袁继青、卿少棠、孙仁虎的情况。听到卿少棠自杀时他瞪大了眼睛,半天没说话。

樊书华迟疑地说:“虽说卿先生跟袁师母是师徒关系,可靠徒弟过一辈子并不常见。”

这事与我父亲有关,”彭先生看一眼窗外,“哟,天要黑了!对不住、对不住,你该回家了。”

嗳、嗳,彭先生!”樊书华赶紧站起来,“您坐!我家搬出彭家楼已几十年了,那里的事我始终弄不明白,到现在还时常琢磨呢!”

你想听?”

想!都成心病了!”

老人直视他的眼睛,“那我从头说起?”

樊书华赶紧点头。

 

我对父亲的记忆始自一张照片——把照相师请到家里来拍的那种。背景是老宅子的天井。我太爷爷指名把老宅子留给我父亲,因为他是长房长孙,读书也用功。照片是当年的标准式样,母亲抱我坐着,父亲站在一旁。他穿着长衫,手上拿把折扇。那是民国22年四月初八拍的,因为下面有字:辉儿周岁。小时候母亲总是指着的照片对我说:“辉儿要长到爸爸那么高,还像爸爸一样用功读书,将来也出去当官。”

母亲哪里知道,父亲已在南京娶了偏房,就在彭家楼。

 

那是抗战之前?”

是的。”老人叹口气,“他来南京不到两年。”

 

引荐父亲去外交部任职的是位头面人物,他的朋党故旧自然都来捧场,而父亲按当时的标准也算得上个才子,留过洋,还有点小才艺,所以一到南京就如鱼得水。袁继青那时登台不久,扮相好,父亲很快被她迷住,每天去捧场。卿老板不允许袁继青恋爱,又不敢得罪父亲,所以他们到哪他都跟着。

 

卿先生?”

对,她师父,也是戏班老板。”

是因为她年龄太小?”

估计还是出于经济的考量。那种戏班很小,只有几个人,通常老板就是主要演员。说是老板,其实见了谁都得点头哈腰,没有名头的老板更是如此,很不容易,带徒弟就成了小戏班的挣钱手段之一。学徒什么都得干,老板省了雇杂工的钱;学徒登台肯定要推出新戏单,那就能保证一段时间的收入。如果学徒红了,无论去留,老板都会有大笔的进项。他能在这时放手吗?”

老板只带一个徒弟?”

收徒能收几个,但并不是个个都能成角。”

 

那肯定是袁继青的初恋,她的眼睛离不开父亲,有一次竟忘了词。观众喝倒彩要退票,卿老板拼命作揖,戏院乱成一锅粥,一直闹到半夜。结束后卿老板暴跳如雷,要袁继青跪下受罚,父亲上前阻拦,卿老板忍无可忍,指着鼻子叫他滚,并不准他再来找袁继青。父亲当时没发作,事后找人毁了他的嗓子。

 

茶水里放耳屎?”

你知道?”

我听说以前唱戏人之间互相陷害就用这招。”

我也听说过,但没有科学依据。”

那他们是怎么做的?”

父亲没出面,估计那些人是在声带上动了手。”

啊?”

 

袁继青从小是师父带大的,卿老板很就早发现她是块唱戏的料,对她格外眷顾,而眼下这事明摆着是父亲所为,袁继青以为师父一定会去告官。想到自己闯下的祸,她只能在师父床前哭得昏天黑地。不料卿老板沉默几天之后,让她与父亲成婚。他说事已如此,告官反而鸡飞蛋打,今后的生计才是最大的问题。他把父亲叫去,提出三个条件:为袁继青购置一处房产、不得再娶第三房、终身与袁继青不离不弃。

父亲这时才看清了卿老板的为人,悔恨不已,不但答应了三个条件,还承诺终身供养卿老板。他随即开始找的房子,可他哪有钱?来南京任职不到两年,平日又大手大脚,别说是宅院,就连个落脚之处也买不起呀。但他那些朋友都以为他有钱,到处帮着打听,不多久还真发现了一处特别划算的房子。

对,就是彭家楼。

 

就是说,彭家楼不是您父亲盖的?”

彭家楼是孙仁虎盖的。”老人呷一口茶之后才朝目瞪口呆的樊书华点头,“确切的说,是在他手里完工的。说出来你会不信,他家世代以赌博为生。”

樊书华莫名其妙地想起了孙进勇扑蜻蜓的样子。

赌徒很容易和市井无赖混为一谈,但我现在不这么看了。”彭鼎辉叹口气,“中国人历来循规蹈矩,到我这一代变本加厉,尤其在光复后。我本人经历了内战、撤离、锄奸及派系争斗,你们大陆则在政治运动中动荡了几十年,我们都想成为一叶扁舟,又都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小舟多少执行艄公的意志,而我们根本就没有个人意志,充其量只是一片漂在水面上的落叶,提心吊胆地等待一个把我们打沉的浪花。赌徒则不同,赌徒可以沉寂,但随时准备抓住机会。仅就这一点而言,他们比我们强。”

但老孙就是个收垃圾、糊纸盒的。樊书华在心里说。

 

彭家楼最初的设计、建造者是个外国人。当时南京外国人很多,大多是政府机构派来的,他们不喜欢与中国人为邻,所以找了个偏僻的地方。房子盖到一大半,他奉命回国履新,要把房子脱手。问题是外国人大多不愿在中国置业,而这里又不是中国权贵青睐的地方,这就便宜了孙仁虎。他跟人对赌,那人输了想翻本,赌资越下越大,据说他们赌了四天三夜,那人是被担架抬出去的,孙仁虎带着他的帮手去喝酒,还没等到上菜就滑到桌子底下睡着了,踢都踢不醒。

可惜天下赌徒都是一个命:来得容易去得快。孙仁虎买下了洋人的楼,继续施工。楼建好了,钱也花光了,他连家具都没钱添置。听到消息,输给他的那个人卷土重来。这回他们说好只赌四天三夜,结果孙仁虎是被绑出去的,因为他拿不出钱。

父亲找到孙仁虎时,他正在受罪,所以那么大的房子他只要4万大洋。这个数目对父亲来说仍遥不可及,孙仁虎又提出先付一半,以后每月至少付100,在余款没付清前他住门房。他的对手在一旁笑个不停,因为孙仁虎只欠他两万,今后连翻本的机会都没了。

父亲拿不出两万大洋,但他必须为袁继青做点什么,于是他一面向朋友周转,一面让家里变卖些田产,说是南京有一处非常划算的房子,拿下就可以搬来同住。

母亲很久没收到父亲的信了,听说要在南京置业,兴奋异常,族人也都认为父亲给家族争了脸,但父亲名下的田产当年为留洋已变卖了大半,剩下的即使全卖了也不够。族人为此开会,一致同意变卖一块家族公地。汇钱是由族长带着几个强壮汉子去的,事先还去祠堂上了香。从那时起,母亲就成天念叨:我们要去南京咯、我们要去南京找爸爸咯。这些翻来覆去的话开始了我的记忆,到母亲不再说时我开始懂事。

至今我想起那段日子仍然心痛。起初母亲回答别人时总说:“快咯、快咯,我已经叫他爸来接我们了!”那是我今生见过的最美的笑靥。过了些日子她改了口:“最近他爸忙,不得空。嗳,我就在家再陪大家耍阵子嘛,往后回来多麻烦的!”她脸上的笑已有些不自然。再往后她就躲着族人了,非出门不可就先让我去门口张望一下,没人了才走,还尽拣僻静的路。我们那里五天赶一次街,赶街时少不了与熟人碰面,她好几次被追问得眼圈发红,回家路上不住地抹泪。

渐渐地她不再说去南京的事了,对我也不说,遇到熟人时拽我一把,加快脚步。那些人的目光我无法描述也无法忘记,只觉得能把人穿透。

后来我才理解了母亲的难处。她是该写信去催的,但她不识字又爱面子,求人代笔有些话就不好说;她也可以直接去南京找父亲,偏偏她小脚,从未出过远门,江轮要坐几天几夜,还有抢钱抢娃儿的传言,她听着脸就吓白了。

抗战爆发后,重庆成了陪都,轰炸几乎天天有。开头大家都跑警报,但我们村离镇子远,炸弹最初没朝那里扔,跑了几次之后就都松懈了。那天飞机又来,我还抬头看,只见飞机洒下几个黑点,等我明白那就是炸弹时已经晚了。炸弹接二连三爆炸,脑子嗡嗡的响成一片,胳膊在淌血。我懵了,站在那里竟不晓得躲。披头散发的母亲冲过来,抱起我踉跄几下,一头栽进防空洞。她爬起来就在我身上找伤口,嘴巴不停地开合,却因颤抖说不出话。“彭汝岱!你狗日的死哪去咯?”她终于尖叫出来,随即嚎啕大哭。

族长当天就给我父亲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信,要他立刻回家。但父亲收到信已是一年之后,那是在1939年春天的南昌会战前线。

 

恋爱和婚姻绝不是一码事,父亲讨了小老婆之后才明白这一点。倒不是袁继青婚后变得俗气不堪,她为那个家可以说是尽心尽力,但那解决不了他们面临的最大问题:每月交到孙仁虎手中的100大洋。他们的那段日子好像每天都是月底,都得面对孙仁虎那张怒冲冲的脸。父亲当时的薪金是45元。

袁继青想出去找人搭班唱戏,父亲不同意,女伶嫁人后再登台是很没面子的事。他到处揽些翻译的活,每天干到半夜,但杯水车薪,于事无补。袁继青看着心疼,瞒着父亲去找戏班,但她从来没大红大紫过,再说那次砸场圈中人都知道,谁愿跟她合作?后来她得到一份小学代课的工作,每月只有6元,她也没干长久,因为她没上过小学,只会在讲台上教学生念戏文。父亲到处举债,朋友们都躲他远远的。父亲和袁继青知道卿老板肯定有钱,但正是他俩把他弄到了成天在院子里侍弄花草的地步,他们开不了口。

我几乎恨了父亲一辈子,为她讨小老婆的事。这一点父亲很清楚,在他去日无多时,他终于开口请我原谅。我到那时才知道他和袁继青在南京有那么一段日子。想到正当年的两个年轻人相拥而卧,心里却盘算上哪去弄钱,我又觉得他们很可悲。

在一个院子里住了些日子之后,孙仁虎看出父亲不过是外交部的一个普通职员。那次父亲拖欠了两个月,孙仁虎就摊牌了:房子必须卖掉,父亲只能拿回两万,每月付的那些抵房租。父亲与他辩,他就要这三个月的一起交,以后再有拖欠立刻作毁约论。父亲求告无门,不得不按他说的立了文书,随即开始找房。他带袁继青去看过一处穷街陋巷的房子,没有院落,但有卿老板的房间。袁继青虽不反对,却在回彭家楼的路上落了泪。

对,周边居民那时已开始用“彭家楼”的称谓了,因为袁继青时不时吊嗓子,他们以为是在唱堂会。

这场闹剧本该到此结束,但别忘了孙仁虎是个赌徒。他竟开出了八万大洋的价,而且摆出一付口袋里揣了座金山的样子。有位官员看中了这幢楼,带着全家人一趟趟过来看,想叫孙仁虎让点价,孙仁虎却死不松口。父亲等着拿钱,劝了他几次,他哪肯听?

那人突然不来了,孙仁虎等了些日子再找过去,那人口气已变,让价也没用。那时抗战还没爆发,但日本人已控制了华北,风声四起,谁会在那时购置不动产?

孙仁虎慌了神,想与父亲恢复原来的付款方式。父亲吃够了每月100大洋的苦头,不肯答应,还扬言拿了钱就搬走。孙仁虎瘪了,合同在那里,打起官司来他肯定吃亏。他不提还钱,父亲自然不提卖房,双方不明不白地在彭家楼里住着,直到卢沟桥打响。

战事一起父亲就从军了,随时可能出征。孙仁虎此时已是惊弓之鸟,找到父亲哭诉说这幢楼自己当时就买错了,父亲不但救了他还让他活到了今天,他没有钱,彭家楼仍属于父亲,至于父亲欠的钱,每月付多少都行,他不计较。他没地方去,只能在此栖身。父亲当时真想啐在他脸上,但一时找不到地方安顿袁继青和卿老板,就按孙仁虎说的重拟了一份合同,双方都按了手印。

日本军队还没打到南京,父亲就开拔了。他不愿说他是怎么挺过一次次战役的。我也没问过,历史记载得明明白白,抗战之初,国军交给国人的就是一份节节败退的记录。蒋介石对每个城市下达的命令都一样:死守;最后的结果也一样:撤离——留下遍地尸首的溃败。淞沪会战、太原会战、南京保卫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南昌会战莫不如此。对父亲打击最大的南京大屠杀的消息,他几乎崩溃,满脑子都是袁继青的音容笑貌。

族长的信提醒了他还有一个儿子,大炮轰鸣,子弹呼啸,他忽然意识到自己今生可能只有这一个儿子。他晚年对我说,他当时只希望我能活下去。说的时候他哭了。

 

好一阵子两人都没说话。“从那之后,”还是老人先开了口,“父亲开始晋升了。”

樊书华一愣。“他打仗神勇了嘛,”老人解释道,“我猜的。”他们都笑了。樊书华叫服务员来点了简餐,问彭先生要不要酒。

那就一杯啤酒吧,”老人说,“医生不让喝。”

可您看上去身体很好呀。”

活到我这把年纪,好不好全由医生说了算。我过去一直觉得自己身体很好,去年检查,医生说出一大堆毛病。经他一说,我也觉得不好了。台湾和大陆已开放多年,我一直不愿回来——战败之师或者战败之师的后人回来干什么?直到知道了自己去日无多,我才决定回来一趟,了结前辈人的恩怨,对自己也有个交代,因为那些恩怨纠缠了我大半辈子。没想到彭家楼连房子都不存在了,你应该清楚,那样的房子不该不到一百年的。”

樊书华还没想好怎么回答,服务员就送餐来了。他边张罗边想:他对彭家楼的留恋应该比我更深。

滑鸡煲仔饭似乎不对老人口味,鸡肉只吃了一口就被拨到一边,对啤酒他倒是很有兴趣,拿着瓶子看半天,“味道真不错!”

那您再来一杯?”

半杯、半杯,好、好。”他又喝一口,很满足地“唔”一声。“你身体怎么样?”

到现在为止还没发现什么问题——我每年都体检的。”

那就好。不过千万别相信医生的话,医生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为了让你愁眉苦脸的活下去,否则他们还有什么存在价值?”

樊书华笑得呵呵的,没想到他这么风趣。

好啤酒啊!”彭先生咂咂嘴,“我第一次喝啤酒就是在南京,像路边卖茶水一样,大碗倒好,行人端起来就喝,喝过把钱放在大门板上。49年以后还是这样吗?”

樊书华一脸茫然。

第一次喝它可真难喝,我还记得那时南京人把啤酒叫猫尿。”

现在也有人那样叫的。不过你说的在街边像卖茶那样卖啤酒的我还真没见过,可能是因为我一直生活在这一带吧。”话刚出口,樊书华就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他和眼前这位老先生生活在同一地点。

老人反应够快的,笑了。“不是在这附近,我记得是在玄武湖。”

玄武湖街边卖啤酒?樊书华仍是一头雾水。“抗战胜利之后?”

当然,我是抗战胜利后才到南京的嘛。”

您母亲带您来的?”

我父亲接我们一起来的。”

樊书华示意服务员撤掉盘子,等彭先生继续。

 

那几年父亲一直在路上,有时坐运兵车,有时就淌着泥泞,也有向东、向北的时候,但大多时候是往西。他们的身后就是沦陷区,那几乎是中国平原地区的全部。直到长沙战役日本人西进的势头才得到遏制,双方在那里拉锯似的打了一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了,日本人想尽快结束中国的战事,攻打缅甸以切断盟国向中国的补给线,中国组建了远征军,父亲接到命令即日赶赴滇西。军车经过重庆时,他看到了残垣断壁和遍地弹坑,但他不能回家,只好给母亲写了一封信,说此去异国他乡,生死未卜,能否重聚皆由天定,辉儿是彭家长房长孙,拜托你把他拉扯成人。当时我已认字,念给母亲听,母亲哭昏了过去,三天三夜不吃不喝。

父亲到了孙立人将军麾下,一进入缅甸就经历了两个多月的激战,失利后不得不转入印度。家里再收到他的信已半年过去,在此期间母亲已找出父亲的旧衣物,为后事做好了准备。南京沦陷后,族人都不再提我家去南京的事,母亲却经常念叨:不晓得我们在南京的房子还在不在了,族人为它卖了公田的!收到父亲的印度来信,母亲拿着到处给人看:中国军队在国外仗打得好,辉儿他爸也在其中!全族人都兴奋了:彭家老大为中国军队长脸咯!

父亲从印度写给家里的信比他此前所有的信加起来还多,每次都详细地问我的情况。母亲向人展示时还不断解释:他在南京的头几年太忙,没工夫写信;后来打仗,炸弹都躲不过来,咋个写嘛?这下到了印度,几个国家的军队在一起,各住各的营盘,就有空写信了。肯定是这样的!

父亲在族人心目中的地位回到战前,族长几次率本家有声望的人上门,带些腌腊制品,叮嘱我多吃,将来也长个大个子。母亲每次到最后总要抹泪:哪晓得他能不能活着回来哦?那么远的路!

母亲腰板挺直了,找人代笔写信不厌其烦。找的最多的是族长弟弟的儿子,我该叫四爷爷的。四爷爷的字写的不好,跟父亲的简直没法比,句子还半文半白的。我跟母亲说我能写,母亲却怕我词不达意,惹父亲不高兴,我为这事还哭过鼻子。长大后我明白了,那是母亲把父亲看得太重,而这正是她的悲剧的原因。

日本飞机的轰炸越来越少,而我们自己人的飞机从头上飞过的次数越来越多了,每次我都和一群娃儿到跑到村口向飞机欢呼,也不管飞行员能不能看到。反攻的速度好像比沦陷快,最后美国人连丢了两颗原子弹,日本人就投降了。

母亲把父亲念叨了十几年,父亲真的回来时她却半天没反应。一个瘦高汉子站在门口朝我们笑,和照片上的父亲不太像,但直觉告诉我那就是父亲,可母亲脸上一点表情都没有,只是瞪着门口的他。最后还是父亲先开了口:我都变得你认不出了?辉儿长这么高了?

辉儿,叫爸爸。母亲嘀咕一声,捂着脸哭开了。父亲放下皮箱走过来,把母亲和我揽在一起,我闻到一股陌生的气味。我和母亲一样高,都到父亲的胸口。他抬起我的下巴看我,说很好,然后垂下脑袋看母亲。母亲捶着他胸口说:日本飞机来轰炸的!接着又哭。

我一愣,向来聪慧的母亲怎么一下子就糊涂了,这两年没怎么轰炸了呀?

父亲笑了:哪年的事咯?我们已经胜利了,人都在嘛!

当晚父亲请族长及本家长辈喝酒,族长一定要母亲上桌与父亲并排坐。他说:汝岱你打仗英勇,打到了外国,我们都觉得脸上有光,可是你媳妇十多年一个人拖个娃儿,有多不易我们都是看到的。你先莫敬我,先敬你媳妇!往后不管你到哪一家都一起走!

父亲站起来向母亲敬酒,母亲一声不吭,但颤抖得碗都端不住,一桌子人眼睛都湿润了。酒喝开了之后,老人们打开了话匣子,父亲不时瞄母亲,母亲却一直在躲避他的目光。她害羞的样子竟那么美!

父亲只有十几天假,不是走亲访友就是收拾东西。母亲什么都想朝行李里塞,父亲反对无效,只好趁她不注意把它们拿出来藏好。母亲一旦发现东西少了就叫他交代,父亲总是一付无辜的样子,母亲就在他胳膊上拧,父亲挤眉弄眼,装作很疼的样子,然后去把东西拿来,敬个礼再交还到母亲手里。

那时我还不习惯父亲的俏皮,因为家族里每一位父亲在家人面前都是板着脸的。到我自己有了孩子,我和太太互相打趣、一家人笑得合不拢嘴时,我会忽然热泪盈眶。眼前的景象与重庆南岸老房子里的一幕重叠,那是阖家幸福的画面,那样的场景我在未成年时统共只见过几次。

我们坐的是头等舱,在当时是非常奢侈的。母亲死活不肯,她说:我跟辉儿挤一张铺,你自己一张铺,就几天,花那个冤枉钱做啥?你这一身军服,哪个能把我们咋样?但父亲还是买了头等舱的票。我后来才明白,那不是摆阔,他要的是一个向母亲摊牌的地方。

一路的景色我记不得了,我相信母亲生前也没有丝毫印象。第二天早晨我是被哭声吵醒的,母亲的眼睛又红又肿,不知哭了多久了。我还没开口她就说:辉儿,收拾东西,我们准备下船!

你要做啥子?父亲赶紧拉她。

你说做啥子?你对你娃儿说!母亲大叫起来,然后扭头用走调的嗓门说,你爸在南京娶了小的,买了房跟她住,用的就是卖公田的钱!

等我猜出小的的意思时,她已在收拾东西了。父亲不停地拉她,她不停地挣。父亲说:我错了!我对不起你!可是生米做成熟饭了,你现在要我咋办?你一闹开,彭家庄往后还咋住嘛?

彭汝岱,你以为我要回你家老屋等死?我回我娘家!

父亲一愣。是我错了,我求你原谅!可我无论如何不会让你走的!

那我就跳江!

我哇的哭出来,好像母亲真的跳了江一样。母亲过来搂着我,娃儿也命苦……摊上了这么个当爹的……我就搞不明白你回来做啥子?你不如断了音信,我们以为你打仗死了,那也不丢人。你回来做啥子?

全船人肯定都听到了母亲的哭叫,船长派了一个粗壮的水手在头等舱门口日夜守着,直到南京。

母亲是被父亲拽上马车的。路很远,从中山码头到东郊,车夫途中两次停下给马喂草,每次下车他都不住地打量我们,大概是奇怪这一家三口为什么不说话。后来我倚在母亲身上睡着了,迷糊中听到父亲说:就是那幢楼。母亲一下子坐直了。我睁开眼,差点叫出来。好房子我后来见过不少,但再也没有第一次见到彭家楼时的那种感受。我懵了,那是我家的房子?更不可思议的母亲的动作,她挣开父亲的手,自己跳下马车,理了理头发、衣裳,上前敲门。她敲的是大门,打开的却是大门上的小门。孙仁虎伸出脑袋问:“你找谁?”

母亲愣了一下,厉声道:“你是谁?”

孙仁虎看到了父亲,哎呀是彭先生回来了,袁……我们都盼着呢!我把大门打开。

母亲没见过这样的门,孙仁虎刚让开,她一脚就跨了进去,孙仁虎拉门,差点碾上母亲的小脚。嗳!母亲惊叫起来,瞎了你的狗眼!

嗳?孙仁虎转向父亲,彭先生这……”父亲忙不迭道歉,又向母亲介绍孙仁虎,母亲心不在焉哦一声,又朝花坛去。父亲正追上去,她已站住。她?

我也看到了袁继青。她此时一身家常衣服,一点都不抢眼,在彭家楼的映衬下甚至有点寒酸。她迎上前来,朝母亲鞠一躬:太太。

母亲不答话,只上上下下打量,把她的脸看得通红,然后“唔”一声,绕过袁继青上了台阶。我走在后面,看到了袁继青羞辱的神情。上了二楼母亲才对父亲说:彭汝岱,你也没的个眼力嘛!父亲的脸也红了,不敢接茬。

母亲在楼里转了一圈,决定在一楼客厅里住。父亲急了,说那是会客的地方。母亲反唇相讥:你有多少客来?这么大的院子连个佣人都请不起!我就住这儿,看看你的客人都是什么人!父亲怕刚团聚就大闹,不敢坚持。后来的事证明母亲选那间屋是一种计谋,她要掌控楼里的一切。

袁继青和卿老板忙活半天,第一顿晚饭总算布好了,就在客厅对面的房间里。我没看就知道菜里有肉。战争刚结束,肉的味道铆足了劲朝鼻孔里钻。袁继青过来请母亲,母亲仍然只“唔”一声,然后磨蹭半天,就是不动身,害得我饥肠辘辘。终于她上了桌,只吃了一口就说不辣,叫父亲去把行李中的那坛辣酱拿来。父亲去找来交给母亲,她却一下子朝菜里倒了大半。袁继青和卿老板脸色都变了,但他们没吱声,只刨几口白饭就放下了筷子,也难怪,唱戏的喉咙哪经得起那样的辣?

对,袁继青又登台唱戏了。南京沦陷后,大批艺人离开,没名头的演员有了机会,再说被占领的日子很压抑,戏迷只要有戏听就知足了,比往常宽容了许多。卿老板仗着老脸,为袁继青凑了一台班子。在南京沦陷的那几年里,袁继青靠唱戏维持着彭家楼里三个人的日常用度,等到胜利后那些老艺人迁回南京,袁继青已站稳了脚跟。就是说,她此时在经济上已能够独立,不过第一天她还是忍了。

我虽然向着母亲,但她一下子变成这样我还是适应不了。有个问题我想了几十年:假如母亲第一天不那么闹,袁继青是否会和我们一起去台湾?后来我明白那是不可能的。从母亲那边说,她虽没念过书,但娘家家境殷实,她也是从小养尊处优惯了的,眼前突然冒出个年轻女人,占着这么豪华的一幢房子,她决咽不下这口气;从袁继青那边说,为这房子她已付出了多年的心血,其中的甘苦不是几句话能说清楚的,她怎么会忍受母亲来了就给她脸色看?当时娶姨太太并不罕见,可能有相安无事的,但在彭家楼不可能,因为除了争宠还要争这栋楼。在我的记忆中,母亲从看到彭家楼的第一眼起就没再提过回重庆的话。

饭后不一会,母亲就让我去叫父亲。那时我已有点懂事了,我觉得那天晚上父亲是该与袁继青过夜的,但我不敢说。二楼有三间房,门都关着。我不知父亲在哪间,只好站在楼梯口叫“爸爸、爸爸”,好一会父亲才从朝南的大间里出来,门只开了一条缝,露出幽暗的灯光。

什么事?

妈叫你下去。

父亲叹了一口气。没有声音,我是感觉到的。你就睡这儿,他指着二楼朝北的房间对我说,男娃大了就该自己睡了。

从那晚起,我就住在二楼朝北的那间,不过一人住一间也不安静,朝南的大间门会响,只要它嘎吱一声,转眼工夫母亲就在楼下叫:辉儿,叫你爸下来,我有事!不一会门又嘎吱一声,都不用我去敲。但父亲总会与袁继青过夜的,每次母亲的脸都要板好几天,还摔摔打打的,弄得一院子人提心吊胆。

袁继青自然要抗争,从第三天起她做饭就没我们的份了,而且只要父亲不在她那屋过夜,她天蒙蒙亮就起来吊嗓子,“咿——呀——哎呀呀呀——呀!”母亲恨恨地起身,也不直接骂,见到孙仁虎劈头就问:“刚才是哪个猫儿叫春的?”

母亲不习惯用煤球炉,叫人来砌了个大灶,随即从烧灶中得到了乐趣——南京没有卖柴的,她就叫附近农民送些麦秸、稻草过来,而彭家楼里没有柴房,那些东西都没干透,一烧起来满院子烟,呛得袁继青、卿老板和孙仁虎咳个不停。母亲发现这一点后,每次都弄出更多的烟来。有回孙仁虎挑着一根眉毛问我:你们在老家每次做饭都有这么多烟?那日子怎么过?我记不清是怎么回答他的,只觉得人人都明白母亲的用意。于是袁继青连晚上也要咿呀几声了,说是被烟呛过,嗓眼里不舒坦。

父亲自然是两头劝,母亲总要跟他吵,最后都是结束在船上说过的那句上:“那你回重庆做啥子?” 这句话成了母亲的杀手锏,每次都让父亲张口结舌。有几次父亲憋得满脸通红,似乎就要回答了,但还是没说。

从抗战结束到内战爆发,中国有一段短暂的平静,我对那段的记忆却充斥着烟熏火燎、咿咿呀呀。没有子女愿意看到父母吵架,而我自打在重庆上船后,心就一直悬在喉咙口,好几次我想对他们喊“你们再吵我就去死”,话没出口就嚎啕大哭,可他们正在气头上,对我如此剧烈的反应竟视而不见。

内战爆发,父亲又要出征了,临行前对母亲说:“不要再跟袁继青过不去了,我在,你们的身份是一样的;我要是不在了,你们的身份还是一样的。把你们弄成一家人是我的错,但已经到这一步了,总得把日子过下去。打仗时最不值钱的是人命,我这一走还不晓得能不能回来,你不想我到生命最后还牵挂你们是不是在吵架噻?”母亲哭成了泪人:“彭汝岱你说这话好没良心!我们娘俩从重庆跟你到了这儿,你还能撒手不管?我和娃儿就在这儿等你,等到死都等!”她答应不再与袁继青纠缠。我在一旁跟着哭,因为用父亲的生命去换母亲与袁继青和好,代价太大了。

父亲肯定也对袁继青做了交代,他一走,彭家楼立刻静了下来,没有浓烟,没有咿呀,一时还真不习惯。母亲每天几次捣着小脚去孙仁虎门前:“老孙,刚才是不是送信的来了?”

“不是。哪那么快呢?太太你放心,有了信我第一个交给你!”

袁继青若出门回来,站在门口就问:“老孙,有没有信?”

“没有。哪那么快呢?你不用问,有了信我还不告诉你?”

有时她们在小楼前相遇,母亲嘀咕道:“怎么还不来信?”

袁继青小声接茬:“是呀,怎么还不来信?”

我却觉得父亲不会来信,不是他成天打仗,也不是他受了伤,他就是不能写。两个婆娘住在一道,写给哪个都不合适。

孙仁虎被她们问烦了:“彭先生也不报个平安,这仗把我打成个看门的了!”母亲和我这才知道了彭家楼的来龙去脉,大致匡算一下,离还清孙仁虎的钱还差得远。那时市场很乱,物价一天一个样,我见过袁继青交钱给孙仁虎,孙仁虎苦着脸笑:“彭先生跟我说好用大洋结的,你这金圆券我该怎么算?”袁继青倒也爽快,“算不算都无所谓,现在市面上只有这个,你不得过日子嘛?”

袁继青在我眼里的形象变了。其实她的容貌不如母亲,但她会笑,举手投足都是多年练就的款,很耐看。她对我也不错,毕竟我是这个院子里年龄与她最接近的人。在家时她就炒些黄豆、蚕豆,盛在淘箩里,趁热撒上盐,等着放凉。我那时嘴馋,闻到香味过去看,她就叫我一道吃。有了第一次就有第二次,后来经常豆还热着就被我们吃光了,她捂着嘴嗤嗤地笑,说下次多炒点。每次演戏回来,她的包里总有瓜子、果仁等乱七八糟的零食,进门就嚷嚷:“鼎辉在哪儿?来吃瓜子,不花钱的!”我最喜欢奶油瓜子,浓浓的奶味含在嘴里,半天都舍不得咬。

那些零食她也请母亲尝,母亲却不接,说自己除了三顿饭啥都不吃。那不是实话,在重庆老家她一直吃的。我背着袁继青让她尝了一粒奶油瓜子,她承认味道不错,但不肯再吃,因为“戏子拿回来的东西,晓得有多脏?”我以为她跟袁继青的恩怨已结束,原来是转到了骨子里。我只纳闷父亲会不知道大小老婆要闹?如果知道,他为什么还要娶两房?

尽管报纸上都是好消息,街头巷尾的传言却是另一种声音,让人无所适从,但有一点明白无误:国军已失去了黄河以北的所有土地。在南方各地,市场混乱,物价飞涨。即使不出彭家楼,也能感觉到外头的形势:袁继青给孙仁虎的钱越来越多,孙仁虎买回来的东西却来越少。他在院子里开了几片菜地,每天忙得汗流浃背。“总得活下去呀,”他抹着汗说,“唉,我是毁在了这栋楼上了!”他那时30好几了,还单身,不过外头已有个相好的。据说那是个结过婚的女人,丈夫上战场打第一仗就丧了命,当时她怀有身孕,几个月后才把孩子生下。彭家楼里的人都劝他早点把那女人娶回来,他说:“她小孩还没断奶呢!”几个月后再劝,他又说:“现在这物价涨的,我不知道哪天连自己的嘴都糊不上了!”他嘴上说想娶老婆,那个女人又在等他娶,可提到结婚他就一脸苦相,像是要受多大的罪。母亲和袁继青就说他不是真男人,有几回说得很露骨,我在一旁都觉得难为情,她们却笑出了眼泪,好像彼此间从来没有过矛盾一样。

有时卿老板也在场,他不笑,还冷冷地看着她们,在孙仁虎抱怨金圆券贬值太快时问长问短。那天他出去了大半天,回来时踉踉跄跄几乎不能行走。袁继青问他怎么了,他一屁股坐在花坛上,还没开口就嚎啕大哭。他原本声带就坏了,又哭得上气不接下气,我们听半天才听出个大概。他唱戏几十年,颇有些积蓄,住进彭家楼后,虽无增加,却也没减少过分文。他当时把钱存在银行里,最近老是听说通货贬值,想想不牢靠,准备去把它拿出来。谁知银行说金圆券是如今的法币,取款只能支付金圆券,而且发行金圆券时规定了兑换率的,现在必须按当时的规定换。“百分之一都不到啊!百分之一都不到啊——”他在花坛上前仰后合,声音刺耳。他当初存进去了近两万大洋,大家都惊呆了。

袁继青扶走卿老板,我们才发现孙仁虎也撑不住了,他蹲在地上,抱着自己的脑袋使劲挠:“我知道他有钱!我早就知道!可他就是一毛不拔!当初他要拿出来,我哪至于在门房里憋十几年哦!”我真担心他把自己的头发拽下来。母亲对卿老板的做法也很不屑,回到屋里她就对我说:“姓卿的在这住了十几年了,明明晓得你爸没钱,硬是一毛不拔,哪有这样的人?这下好,一下子都没了,报应!”

卿老板卧床不起了,袁继青端汤倒水忙个不停,母亲和孙仁虎在院子里忿忿不平了几天。我在半夜能听到卿老板的叹息,深深的,似乎用尽了全身的力气。我以为他会死,那倒是一个合适的结局,可过了大半个月,他又被袁继青搀扶着走下楼梯,白得像个风中的纸人。孙仁虎瞪了他好一会,然后不冷不热地说:“哎呀卿老板,你现在跟我一样了,有过钱,的确不少,可转眼没了。不过你的命比我好,你还住楼上,我却住门房。”母亲笑得咯咯的,显然是故意的。袁继青朝他们狠狠瞪了一眼。

母亲叫起来:“嗳,袁继青你瞪哪个?这是啥地方,还轮到你对我吹眉瞪眼的?”

“我师父受了那么大的打击,我们就不能有点同情心吗?我真不明白怎么在这种时候还笑得出来!”

“呸!你对他倒是有同情心,对他爸都没那么好!我不说你倒也算了,你还理直气壮的!”

“他是我师父!现在遭了灾,我安慰他、服侍他天经地义!”

“嗬!还天经地义?我是大的你是小的,你‘出必告反必面’才是天经地义,可你进来出去打我面前过,连个屁都没有!现在你还敢跟我顶嘴,看我咋收拾你!老孙,把笤帚给我!”

孙仁虎赶紧拦在母亲面前。袁继青也叫:“老孙你把笤帚给她,她要是敢碰我一根毫毛,我就跟她拼了!”

她一撒手,原本摇摇晃晃的卿老板一屁股坐到了地上,“哎哟!”袁继青赶紧扶他上楼,母亲追上台阶:“小骚货你给我下来!今天我就给你立个规矩!我还不信了。”

那天彭家楼像是翻了天,朝上的母亲和朝下的袁继青在楼梯上汇合,中间隔着被撕扯得七零八落的孙仁虎,所有人都在叫,包括房间里的卿老板,那“继青、继青”的声音着实吓人。

随之而来的是一段让人提心吊胆的日子,寂静中会炸出一声“骚货”或“泼妇”,那并不是两个女人又有了新冲突,只是毫无缘由的爆发,随即双方就扯开了嗓门,震耳欲聋好一阵子。过去她们一起拿孙仁虎开涮时,我以为她们的关系会就此改善,听到那些恶毒的言辞,我知道那是不可能的,她们的仇恨深入骨髓。那时我经常躲到大门外去哭,为父亲造下的孽。

就在她们闹的最起劲时,父亲回来了。他跟每个人都打了招呼,然后到母亲房里坐定,听她说他走后发生的事。母亲自然是数落袁继青的不是,袁继青在楼梯上听到,下到客厅门口反驳母亲,她俩隔着门你一言我一语,各不相让。父亲忽然吼起来:“国将不国,你们还有心思为鸡毛蒜皮的小事纠缠不清?都想想到往后怎么过吧!”

原来父亲不是回来休假的,徐蚌会战结束,国共两党争斗的结局已摆在桌面上了,脑子灵活的人开始朝台湾、香港、海外转移,母亲与袁继青就在南京却对此一无所知,父亲为此发了脾气,但她们仍抓住一切机会指责对方。

几天后,父亲第一次走进我的房间,坐在小床上左右打量。“要走了,你舍不舍得?”

“我们非得走?”

“恐怕是。”

“我们去台湾干嘛呢?”

“你继续读书嘛,将来留洋、结婚、生娃,你妈她们还像现在一样,我再为党国效力到退休——只是换个地方生活。”

“先生,我不去了。”袁继青忽然出现在门口。她平时对我父亲直呼其名,这时却叫先生。父亲愣愣地看着她,好一会才说:“为什么?”

“这样斗下去,”她哽咽了,“人生还有什么意思?”

“继青你还嫌不够乱呀!”

“我没生孩子,亏就亏在这儿……”袁继青抹着泪说,“这是实话,鼎辉是你家长房长孙,而且是你现在唯一的孩子。这个我懂。”

父亲瞪着她像不认识一样,然后站起来,推着她进了她那屋。

我把袁继青的话告诉母亲,母亲愣住了,半天一动不动。后来那几天父亲都是在袁继青屋里过夜的,但母亲一次都没叫。

孙仁虎想跟去台湾,他说一旦共了产,这房子的债权也就没了,不如早谋生计。但他不是军人,又无一技之长,父亲帮不上忙。

卿老板没提任何要求。他像平日一样很少露面,只是在我们离开时送到了门口。袁继青已经都哭肿了,父亲最后说:“要不你也一起走吧?”她摇摇头,没看我和母亲一眼。

来接我们的是一辆美式敞篷吉普。车开了,父亲一直扭着头看袁继青,眼睛红红的。我也回头看。你知道彭家楼当时在我眼中是什么样?

 

“它在飘。”樊书华不假思索。

彭先生目瞪口呆。“你怎么知道?”

“我离开彭家楼时它就在飘,印象很深。”

好一会彭先生才扭头问服务员:“可以再来瓶啤酒吗?”服务员正听得聚精会神,猛然意识到是在跟她说话,“噢有、有!”她一阵手忙脚乱,连自己都不好意思了。

店里只剩他们两位顾客。路灯下的明城路空空荡荡,偶尔经过的车辆带动窗玻璃的震颤,老城区和新城区的差异在此刻格外明显。

“我找到点60多年前的感觉了。”彭先生说,眼睛看着杯中啤酒。

樊书华迟疑地问:“是啤酒还是玻璃窗的声音?”

“说不清楚,我自己也莫名其妙。”彭先生笑了,“大概是在大陆找到了说话的人,就有了回乡的感觉。”

“您父母亲当时想回大陆吗?”

“想肯定是想的,但他们不说。”彭先生叹口气,“其他人都说他们就是不说,这其中有彭家楼和袁继青的原因,也有政治的因素。”

 

最初我们住在高雄海边的一个眷村里,左边是军事基地,右边是个小渔村,条件很简陋。母亲情绪倒不错,每天都到渔村去买些海鲜回来,招呼我们吃热情得像待客一样,我想那是因为她与袁继青的争斗见了分晓。父亲话却很少,而且听到反攻大陆的宣传就摇头叹气,那会时局紧张,谁都不敢随便说,但母亲想多了。那天父亲说:“这儿的辣子跟重庆的辣得不一样,你做海鱼就不能换个做法?”母亲把碗推开,幽幽地说:“我对你们父子这么尽心尽责,你还是忘不了她。”她起身进了大房间。父亲也把碗放下,但没跟过去,而是走向海边。到台湾后短暂的快乐结束了,此后是漫长的冷战,比国共两党的对峙还长。

父亲在晚年向我表白,他的确牵挂袁继青,但那天他就是说烧海鱼的事,没别的意思。至于那段时间他情绪低落,主要是因为铺天盖地的宣传,“反攻大陆、反攻大陆,当时我就听不得这句。那么大的河山,连个落脚地也没保住,到了台湾还说啥反攻?”

那时他住在养老院,生活已不能自理。床头卡写着:退休外语教师——他受“孙立人兵变”事件的牵连,被囚禁了几个月,放出来就离开了军队,此后更加寡言少语。

那天我哭了,成年后第一次哭得那么厉害。我想起了去世多年的母亲,由揪心、嫉恨、怨怼构成一生的人,我这辈子见过的只有她。

父亲看出我的心思,说:“我对不起你妈和你,也对不起袁继青,她跟我的时候还是个小姑娘,平心而论,我对她造的孽更大。你妈反复问我抗战胜利后为啥要回重庆,我一直没回答,因为有件事我无法启齿,那是一桩更大的罪孽。我,杀过人。”

我惊呆了,父亲却开始啜泣。

“那是在胡康战役中的孟拱,我们和日军相持了近一个月——我们围住了日军的一个师团,他们派来另一个师团帮助突围。天热加上蚊虫叮咬,每个人都想尽快结束战斗,但日军拖啊搅啊,最后那支被包围的师团竟几乎被救了出去。我们团截住了一股日军,大家都红了眼,死命地打啊冲啊。我看到一个土坑上伸出一管枪,冲过去发疯似的大叫。坑里只有一个日本兵,吓得脸色惨白,跪在地上举着手。我一步步靠近他直到枪口抵住他的脑袋,他哭叫着求饶,但我还是扣动了扳机。他仰天倒下,腿还在抽搐。他长着一张娃娃脸。战斗结束后我才看到裤子上溅了他的血,我忽然想吐。此前我可能也杀过人,双方交火,谁都说不清,但这次是面对面,他已投降,而且是个孩子。”

父亲半坐在养老院的床上哭得像个孩子。“当时我想到了你,你也可能随时被人杀死!所以战争一结束我就赶回来了。”

 

“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知道父亲是那么爱我,”彭鼎辉在明城路的茶座里老泪纵横,“他的爱就在那里,而我为了寻求它花了大半生时间!”

樊书华的眼睛湿润了,那边的服务员已哭出了声。

“那次谈话之后,父亲只活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在最后的日子里他已不能言语,但只要我站到床边,他就会抓紧我的手,一直抓着,甚至在昏迷的时候。”

樊书华示意服务员再拿啤酒。

老人看着樊书华为他斟满,没有反对,然后一饮而尽。

“在我知道自己也去日无多时,我忽然想到有很多事应该在我这代人手里了结。我能做什么?见个面,聊几句,仅此而已,但我相信人是可以沟通的。如果可能,我愿意与去见那个日本娃娃脸士兵的亲属。可惜时不我待,还是我明白得太晚呀!”

樊书华不知怎么接他的话。

“那场火灾有多严重,就不能修复吗?”

“您知道都老房子都有大量的木构件,半个多世纪过去,木料干透了,可能还有蛀虫,燃起来几乎是不可控的。”

“起火原因查清楚了吗?”

“可能是因为袁师母在二楼朝南小间里烧香。”

“卿老板那间?”

“应该是。”

“香火蔓延应该很慢的呀,楼里的其他人就没发现?”

“楼里只有袁师母一人。”

“怎么会?”

“改革开放后,房产逐步退还了房主,但我听说袁师母没再招租,而是把所有房间都收拾、布置了,每天到各个房间去轮流坐。”

“变态了?”过一会彭先生又说,“小楼里不是还有孙仁虎的老婆吗?”

“孙师母那时已经糊涂了。大门是被消防队砍开的,据说当时彭家楼已经成了火光中的一个影子。”

“她是被烧死的!”彭先生声音很低。

“不是,她是窒息致死的。因为做过邻居,我专门打听过。”

“在哪个房间?”

“在阁楼门口的楼梯上。”

许久彭先生才说:“她是好人呀。樊先生有宗教信仰吗?”

“我?”樊书华一愣,“我不信教。不过我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未必。”彭先生若有所思,“我们都是罪人。”

服务员站到了近处,他们这才发觉已经是深夜了。樊书华送彭先生到宾馆,老人久久地握着他的手,“到台湾来找我,要抓紧哦,台湾的金牌啤酒也很不错的!”

 

樊书华两天没去上班,老伴问他是不是决定不再去了,他支支吾吾也没说出个所以然来。心里空落落的,原先他以为自己是当事人,与彭先生一晚交谈后,他发觉自己作为旁观者都不够格,至多只是个过路人。彭家楼里的爱恨情仇是他始料未及的,先后进入的人都在那里被生活碾压。彭家楼就是转动的磨盘,难怪它一直像是在飘。

“明天我去把办公桌交接掉。”晚上他忽然对老伴说。

“决定了你?我是说呢,退休你又不少拿一分钱,耗在那干嘛?其实你连去都不用去,你抽屉里藏私房钱了?”

老伴是风风火火的性子,时不时冒出一两句出人意料的话。两天来他第一次笑了。

老伴说得不错。办公桌里只有工作计划和工作总结,即使他不收拾,下一个使用者也会把它们全部倒掉。他楼上楼下跑几趟,自己都想不通当时怎么会花那么多工夫写这样的东西,而且还催手下写。

办公用品也没人要,笔和订书钉被他强行摊派了。不知在哪间办公室里有人在吵架,要是在过去他是一定会去过问一下的。他对自己的变化有点吃惊,不过也对,放下是一瞬间的事,放下前后应该不一样。

他觉得今天不该跟大家话别,于是假装搓抹布出了办公室。把抹布晾好后他想,几十年的工作最后由一块抹布结束,似乎有点意思。

走廊里吵架声更大了。“当年他只付了一半,几十年了,另一半他一直没付,我家不是有一半产权吗?扒房子的时候谁跟我们商量过,啊?”

樊书华一愣,赶紧过去看。产权处里一个小老头激动得手舞足蹈,“我们哪晓得你们要扒?我妈当时都老糊涂了,你们看不出来?”

樊书华辨认了好一会,“孙进勇?”

孙进勇瞪着他,“你是哪个啊?”

“我是樊书华呀!”

“噢——嗳,你不是在房管局上班吗?还没退?”

“马上就退。什么事啊?”

孙进勇的老母亲去世两年了,她的遗物一直在老地方放着,前几天小楼要扒,孙进勇去收拾东西,发现了一张字据。

“你看,这上面写的清清楚楚,付了两万还欠两万,我家起码有一半,你说是不是?”

“一半什么呢?”

“房子和土地,都有一半!”

“房子的情况是这样的,火灾以后专门成立了鉴定组,我当时也参加了。那房子的确是危房,万一倒了墙外邻居都要遭殃。产权证上是彭汝岱、袁继青的名字,一个亡故,一个去了台湾,无法联系,按年龄估计也去世了。他们在大陆没有后人,所以是由政府出资找施工队扒的。”

“可我家明明有一半!”

“产权登记没有呀,你不是也刚知道吗?”

“那土地呢?”

“什么土地?你是说院子的那块地?土地早就收归国有了,即使房子在土地也是国家的。”

“那我就什么好处也没有?”

“你要是户口在彭家楼,应该有拆迁补偿的。”

“我户口早迁出去了。”

樊书华两手一摊。

他们一起下了楼。樊书华犹豫着要不要跟他说彭鼎辉才来过,最终还是作罢。两人在大门口只聊了几句,孙进勇就跨上自行车走了,显然很不满意。他的背影很像他父亲。

两天后樊书华收到一条短信。

 

樊先生您好!

我是彭鼎辉的儿子彭家骐。家父日前自大陆返台,我们全家昨天相聚,父亲

很激动,几次提到您。

但今晨他没起床,母亲叫他时他已咽气,医院鉴定是夜间心脏病突发。

他的表情很安详。他完成了他的心愿,这是我们全家的安慰。

父亲昨天说要请您和家人来台湾做客。现在他已去了彼岸世界,我们全

家再次向您发出邀请,若能成行,家父在天之灵一定会感到欣慰。

 

樊书华默默地把手机递给老伴,她看愣了。“真有这事!嗳你上哪?”

樊书华在门口站下,“我想去彭家楼。”

“我也去。”

围挡里推土机的声音很远就能听到。樊书华给看守工地的递了一支烟,他允许他们进去靠边上看。

两台推土机咆哮着在围挡里来来去去,在楼和院墙拆除后,这片地显得更小了。推土机排出的黑烟涂抹着楼宇间的天空,一遍又一遍。老伴拉他的袖子,他跟了出来。

“你看到推土机排出的黑烟没?天都熏黑了!”老伴叫着说。

像黑板擦。”樊书华说。

“什么?”

他没解释,毕竟那是他个人的感觉。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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