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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闻 外交工作人员曾被谋杀 在重返联合国后

峰岭ForeignLink2018-08-29 16:4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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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岭,传递外交正能量』

文|吴建民

正文


“在楼内房间的灯具、门把手、天花板、卫生间内,竟然发现了200多个窃听器。”


这栋装有200多个窃听器的大楼,就是当中国重返联合国后,中国代表团在曼哈顿林肯广场对面买下的永久性住所。


而就在买楼之前,一位外交工作人员死于中国代表团居住的酒店,死因为暖瓶和茶杯内被人投入尼古丁。


前驻法大使、资深外交官吴建民吴建民,在他的新书《吴建民谈外交》中,披露了这些外交上的惊心动魄的历史。


出席联大置装费1500元


1966年,一位兄弟党的领导人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告状,称中国外交人员西装革履,油头粉面,出入西方上流社会,完全脱离了无产阶级。1966年9月9日,毛主席在这封信上批了十个大字:“来个革命化,否则很危险!”这在当时被称为“九九指示”。为了贯彻这一指示,中国外交人员不能穿西服了,也不能穿料子的中山服,而改穿布的中山服。


记得当时的礼宾司副司长韩叙同志,凡有外事活动,他都穿这套中山服。这是一套料子做的中山服,比较挺,他老是穿那套衣服,时间久了,料子磨得发亮了。周总理看到韩叙就说:“你怎么总是穿这套衣服?是不是没有钱做新的?没钱我出钱为你做一套。”韩叙领会了总理的意思,很快做了一套新的,穿上去神气多了,真是“人要衣装,佛要金装”。外交人员衣着太差,那是丢国家的人。


拿到置装费后(出席联大代表团的成员,置装费比一般人要高,当时给了我1500元,施燕华2000元,女同志置装费要高一点),做衣服那天,晚上在部里吃了饭,大家集体乘车去东交民巷当时北京最好的“红都”服装店定做衣服。


“红都”的师傅们对我们特别照顾,当天量尺寸,第二天试穿,第三天就可以拿衣服了。联合国恢复中国的合法席位,中国的老百姓,“红都”的师傅们也非常高兴,为我们加班他们很开心。


当时规定,出席联大必须穿中山服,在非正式场合可以穿西服。我现在还记得当时自己做了两套中山服,一套单的,一套夹的,一套西服、一件夹大衣、一件厚大衣。其中有两套行头至今我还保存着,现在还能穿。


当时做这几套衣服,已经觉得很奢侈了,但到了国外,发现外国人老换衣服。刚开始我们觉得换来换去是资产阶级的一套,但后来发现这里面有讲究,关乎礼节。1973年回国时,我就自己花钱又做了几套衣服。


重返联合国后有外交人员被谋杀


1971年,中国重返联合国时,美国方面对我们的安全还是很重视的,特派了警察在我们包下的罗斯福酒店第14层昼夜值班,24小时不间断。每班两名警察,他们面对电梯而坐,监视着每个从14层楼电梯出来的人,绝不允许受邀之外的人进入。代表团给警察们空了一个房间,使之可以轮流在里边休息。


许多媒体记者因为不能进入酒店的14层,就常守候在酒店餐厅里,搅得中国代表团人员无法正常用餐。酒店遂为我们专门新辟了就餐处,并派保安严防。这样过了两个月,也没出过什么问题,大家感觉还挺安全的。


但到了1972年初,临近尼克松访华的时候,有媒体透露风声,说有人会对中国驻联合国人员下毒手。代表团随之也接到一些恐吓,于是提高了警惕,连周末的“放风”也取消了。所谓放风,就是可以到美国的街道上、公园里走一走,但不能单独行动,必须两人以上结伴而行,互相“看护”。


为了改善除了到联合国开会就整天憋在酒店里的单调生活,常驻领导决定放部电影娱乐一下。那晚在酒店走廊里放电影的是公务员王锡昌,他曾在驻匈牙利使馆工作,我俩还认识。没想到,在看电影的当晚到第二天凌晨之间他就出事了。


第二天早晨,一向早起为大家服务的王锡昌没有露面。开始大家以为他昨天累了,让他多睡一会儿。但是到了快10点钟他还没有露面,有人就给他房间打电话,没有人接。大家就去敲他的房门,许久也没人应。后来酒店服务员拿钥匙开了门,发现里面的铁链子还挂着,冲开门一看,王锡昌仰卧在床上,心脏已经停止了跳动。


此事被立即汇报到北京,周恩来马上向毛泽东报告。毛泽东亲自做出指示:要代表团领导立即同美方交涉,表明事情发生在中美关系解冻之际,美方对查清此事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细心的周总理还专门指示代表团,死者的尸体不能火化,务必等查清后再做处理。


常驻代表黄华随后约见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向他递交了正式照会,要求美方对此事进行彻底调查。美国国务院接到报告后,责成纽约市警察局进行调查。法医对尸体做了解剖后发现,死者血液中含有致人死命的尼古丁。在检查王锡昌卧室的器皿和用具时,发现在暖瓶、茶杯里都有尼古丁。


显然,这是蓄意谋杀。凶手将尼古丁投放到王锡昌的暖瓶和茶杯里,导致他在饮水后中毒身亡。但当班的警察追述,并未发现有陌生人进入中国代表团驻地。调查周围环境后发现,王锡昌住房附近有个货物电梯,这里恰恰是守卫观察的死角。王锡昌在放电影时没锁房门,我们推测凶手是在代表团全体人员看电影时,从货梯上楼,进入了王锡昌的房间。


中方要求追查凶手,予以严惩,但美方调查了很久也没能查出凶手,此事终成悬案。但据代表团内部分析,行凶的主使者有三种可能:一是台湾方面,一是苏联人,一是美国的右翼分子。这么做的目的是破坏中美接触的势头,给尼克松访华制造麻烦。而当时最不愿看到中美关系改善的,是苏联人。


根据国内指示,王锡昌的遗体在美火化,骨灰放在一个深黄色的铜盒里,由信使带回国内。王锡昌后被追封为烈士。


调查这一命案的那段时间,整个代表团的情绪都受到了影响。从此大家回到酒店,喝水格外谨慎小心。喝水要喝新鲜的,许多人宁愿喝凉水。如果喝茶,也要现接水现烧开,热水瓶里的陈水绝对不用。


联合国代表团住所发现200多个窃听器


也是出于安全考虑,代表团成员非因公更不能随便外出了。全部空余时间大家都消磨在酒店里,收看美国电视几乎成了唯一的娱乐方式。也正因如此,在纽约常驻很长一段时间后,我们连其大致地貌都弄不清楚。


后来,中国代表团买下曼哈顿66街166号林肯广场对面的一座十层大楼作为永久性住所。这是一家汽车旅馆,有200多个房间。驻地大门依然由美国警察看守,24小时值班。此外,代表团自己的人也要值班,主要是懂外文的人值班,从晚上7点到次日凌晨6点。


代表团搬进大楼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对楼内进行彻底的检查。因为买下这栋楼后,原来的楼主提出要我们暂缓一周搬入,说是为了安全要进行清扫以除隐患。代表团猜测这一安排别有目的。检查后果然不出所料,在楼内房间的灯具、门把手、天花板、卫生间内,竟然发现了200多个窃听器。


因为担心楼内的窃听设备可能没清除干净,后来代表团的内部会议,常到楼内的地下车库里去开。


我的视力一直不错,有一次在新驻地楼顶锻炼身体时,突然发现西边一座楼里好像有摄影镜头对着我们。原来一些媒体记者紧跟我们住进了大楼西面一座更高的楼里,还架起了照相机、摄影机,镜头居高临下地对着昔日的“林肯汽车旅馆”。有几次,我还真在美国《生活周刊》《新闻周刊》等杂志上发现了自己跑步锻炼的身影。


本文素材来自《吴建民谈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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