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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承勇死刑!在罪恶与希望之间连环杀人、性变态……

紫雪斋文化互助公益平台2018-04-15 20:18:45


高承勇在庭审现场(资料图片)

@人民法院报 微博截图


紫雪斋按今天上午10时,甘肃省白银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被告人高承勇抢劫、故意杀人、强奸、侮辱尸体附带民事诉讼一案进行一审公开宣判。


被告人高承勇犯抢劫罪、故意杀人罪、强奸罪、及侮辱尸体罪,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另判决被告人高承勇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物质损失。


高承勇当庭表示服判,不提起上诉。


平台在高承勇被捕后曾对之心理行为作过一系列分析,随着案件的宣判,很多细节得以披露和确认,特将必要的细节资料补充进原来综述一篇的相关部分。因时间关系,暂时无法对前面几个部分重新补充修正,若有与最新信息不符合之处,请以最新资讯为准。



人类面临的是双重危险,人种学家和生物学家都认识到它的严重性。他们确信生物进化和文化进化密切相关,知道肯定不能回到过去,但也知道人们现在走的路积累了像种族仇恨那样的紧张关系,提供了明天可能建立的,甚至不用以人种界限为借口的,一个被激化了的不宽容制度的可悲形象。……把没有足够设防的人暴露在已经策划好的进攻面前,这就把一部分人排斥在强行划定的边界之外,尤其是当人们忘记人之所以受尊重,首先是因为有生命。

——列维·斯特劳斯



连环杀人·性变态‖罪与希望之间的高承勇




两个截然不同的高承勇


从高承勇作为“甘蒙”连环杀人案犯罪嫌疑人被逮捕的那一天开始,迄今见诸媒体的所有信息都显示高承勇这个人身上呈现给人们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形象和人格特征。


高承勇老家亲朋好友描述的是——


“孝顺”“阴柔”“老实巴交”“沉稳”“冷静”


白银市日常与高承勇接触的人描述——


误以为是“老师”“不爱说话” “腼腆”


11起案情显示的高承勇则是——


连环杀人:手段极其凶残“大胆”“鲁莽”“毅力”“不掩饰”“随机”“尾随”


性变态:强奸、猥亵、切割带走敏感部位


被抓捕后反应:“试图自杀”、“麻木般的平静”、“面无表情”、对被害人及其家属没有歉意表示“摇头”


从办案警官到犯罪心理学家、从案件侦破阶段到案件侦破后大家基本一致的判断是犯罪嫌疑人双重人格、性变态。而这个判断指向的起点,也就是高承勇出现双重人格的关键转折点则是1988年的第一起“小白鞋”被杀案。



“一个愤怒的人如果想使用暴力,他就会扳动枪机。而如果一个人想攻击别人而且这种攻击倾向又未得到很强的抑制,那么枪机也可以扣动他的手指或诱发他的攻击性反应。”

——贝科威茨

“默默无闻的人比有名望的人更容易攻击他人。”

——菲利普·津巴多



炸弹与扳机


这起案件目前给出的信息是一致的:盗窃被发现,被害人反应激烈,于是高承勇才决定杀人灭口。但现场勘察显示他还有一定程度的猥亵行为,而被害人一定程度的身体裸露也证明犯罪嫌疑人作案期间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性欲冲动。


因为盗窃或抢劫引发为了灭口而杀人的刑事案件在上个世纪80、90年代并不罕见,先奸后杀或杀人后奸尸的情况也在有些案件中不同程度存在。


那段时期大的社会历史背景,包括文化习俗、政治经济等变动情况我已经在“柔弱”“稳当”的“杀人狂魔”:高承勇是个什么人?(1)    高承勇是个什么人?②中学时代:•流氓•严打•性•暴力中做了简单勾勒。而高承勇个人在第一起案件前的现实遭际和精神危机也在高承勇是个什么人?③梦想破灭 自暴自弃中做了针对性阐述。


基于以上几部分内容,我们现在来看第一起案件发生时的高承勇——


现实处境:


①高承勇的家庭情况:在高氏家族中属于“经济条件”不好的一支,境况一直没能改变。父亲去世、唯一的哥哥形同陌路、姐姐们外嫁。高承勇在高氏族群里成为被看不起的孤家寡人。


高承勇的二姐多年前去世,姐夫张田一个人生活。他说高承勇比他爱人小20多岁,是姐弟数人中最孤僻的人。“平常他也不来我这,我也不理他。妈爹都去世了,他和姐姐姐夫们都关系不好,性格问题,他不爱作声。”


张田说,逢年过节,他的爱人等姐妹跟高承勇的哥哥有来往走动,但是高承勇几乎不和他们串亲戚。“高承勇跟他哥哥矛盾大,分房子什么的,乱七八糟的问题。”

②与妻子相关的情况:结婚一年左右,妻子有五个月左右身孕。婚姻遭到丈人家反对,婚后家庭境况没有改善。丈人与妻子要求高承勇外出打工改善家庭状况。夫妻关系中的某些问题,通过被捕后才发现的一些情况有所暴露:他妻子说,结婚这么多年,他没有家暴过,两个人生气了,高承勇就摔门出去了,有时候几天不回来,而且,他妻子说高承勇甚至从来不说脏话。而且他很爱干净,他从来都是自己的衣服自己洗,这也就是为什么说当时他家属没有发现可能的血迹或者相关的问题。他洗衣服的频率按他妻子的话说,比妻子还勤。他进屋之前都要把鞋上的灰磕掉,所以说他首先还是个爱干净的人。


1988年,高承勇妻子坐月子时,高承勇常无端消失,并没有宗族表兄弟等人主动帮忙,村民说,高的妻子只好扯着嗓子勉强要点馍馍饱腹。

律师也曾试过,在问完笔录之后,试着和他聊聊天儿。有一次,问过他一些涉及到感情的问题,他立刻反问律师,这个跟案件有关吗?并明确回复“拒绝回答”。


③其他感情方面,有过一次与梦想利害攸关(或自认为直接相关)的恋爱,以失败告终。


④改变命运的梦想彻底破灭,同时存在对社会不公平对待(或自以为)和出身不好的深刻体认。对一介农民之子高承勇来说,在上世纪80年代,考上大学或参军入伍带来的独木桥效应几乎是决定性的——只有升学和从军才能带来进入城市、改善社会地位和收入状况的机会;一旦失败,高中学历对贫瘠单调的农村生活不会有任何意义上的实质性帮助。


高承勇的母校——青城中学建于1931年,由北平朝阳大学毕业生关紫清先生辞官返乡创办,办学宗旨是“提倡职业教育,养成生成技能,劳动神圣”。上世纪80年代,在校生人数一度达到1200人。


1984年,高三复读一年的高承勇报考航天学校,分数差一点,再次落榜。(多年后,他的一个儿子考上北航,算是了了他的心结),复读两年的张武,也再一次落榜。在80年代初,高考落榜、参军失败意味着他只能延续父辈的命运,留乡务农。


面对高考成绩,几家欢喜几家愁,上榜者光宗耀祖,落榜者黯淡压抑。


在校长的记忆中,高承勇并不调皮捣蛋


高承勇的族祖父,也是他在校时期的校长高华翰说,青城镇有几个人甚至因升学失利而精神失常,“那时反差就这么大”,比如镇上白医生的女儿,升学成绩差了一点,不久就“疯了”。如今白医生已去世,女儿已嫁到外地。城河村村民聊天时,还会提起“疯掉的落榜生”的故事。


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在随后的几十年里,高承勇会对青年时代报考飞行员失败一事始终耿耿于怀,并且相当重视两个儿子的教育。两个儿子的“争气”,也让高承勇最终停止了犯罪。


⑤在白银市矿业大发展,厂矿职工令人羡慕的时期,高承勇的本事或能力只停留在打零工的层面,始终没有改变(包括结婚前)。农民与厂矿职工的收入差距巨大: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一处小小的立身之地并不足以支持农村三口乃至四口之家的日常用度。1990年前后,青城镇农民的人均纯收入不过385元,刨除每年人均378元的生活消费支出,结余不过7元,仅仅相当于当时10碗兰州牛肉面的价格。而白银市居民的人均年可支配收入高达1631元,是青城镇农民的4倍多,而两地之间只隔着一张售价0.7元的汽车票的距离。

位于青城镇城河村以西的黄河桥。该桥建于21世纪初,对岸是白银市白银区水川镇。20多年前高承勇从家乡前往白银时,桥基原址上还是一座老旧的钢索吊桥

⑥高承勇做的第一个值得他向好朋友炫耀的事情,贩卖刀具,并对刀具颇有研究。铁哥们张武对外说过他和高承勇的外出经历,在落榜一年多后,1986年,他们结伴第一次出远门,去了青海做倒卖藏刀的生意。沿途扒火车,凑钱买刀,回来时在兰州和白银沿途卖刀,那时牛肉面两毛九分钱一碗,卖掉一把刀,够两人一两天饭钱。“浪了四五十天,回来还是那些钱。那是闯社会的第一步。”

心理及情绪状态:


①失败、挫折感。自命清高或志大才疏为前景的失落、失望、忧伤甚或悲愤。人生观、价值观受到重大影响,存在“命苦”无辜的怨恨情绪;高承勇的铁哥们彰武说,我们两个有三像:没考上大学,都出去打工,我们都培养了两个大学生儿子。同学们都出去走,都考上大学,我们在农村里。按照我们自己的说法,"我们是人渣吧"(高承勇对张武说),也是一种心里阴影吧。”张武说,他和高承勇在乡村和城市游荡的那些年,教育改变命运的事例冲击着他们。高中他们那个复读班,一半同学考上中专、大学,留在了城市,有的成了机关的科长、处长。他和高承勇都很要强,从不跟那些有出息的同学联系。


②童年被父母哥哥姐姐大家关爱影响产生的依赖性,自私、好逸恶劳,难以独立,并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唯我独尊意识。因为有五个姐姐在上,高承勇对女性的依恋心理可能比一般男孩子强烈;


③双胞胎哥哥之一的溺水身亡,导致哀伤、对死亡、丧失的特殊敏感,影响了内在的安全感,生死观受到巨大影响;


④对相对晚出生的高承勇来说,母亲过早去世,加之早前哥哥夭亡,深刻影响了他的安全感;姐姐们比较早的出嫁也可能强化了他对女性的渴望和依恋,而第一次恋爱失败则将这种渴望与依恋的再难获得转化为性压抑与怨恨。


⑤父亲性情不好,“性格比较拧”,尤其言语不中听,一定程度影响了高承勇的自我评价和自尊自信。他的孝顺从另一个层面说也存在非常无奈的对父亲的压抑性服从及难以疏解的内在郁闷。所以,高承勇的“孝道”,在同村高家五爷爷看来,是“严厉教育出来的”。他说高承勇的父亲生前性格倔强,被村里人称为“包公”,容易翻脸不认人。而高承勇从小内向,说话都不敢大声,见面羞涩一笑,礼貌问好。


⑥第一次恋爱失败的经历带给高承勇一定程度的挫败感及相关联的性压抑和性自信力受到打击,存在抱怨心理。他的自身形貌是自己比较自信的优势条件,但最终起决定作用的却是外部条件,这应该会让他对内外存在的鸿沟,以及难以逾越现实困境存在非常主观的个体化认知。


⑦结婚前后,因为家庭境况导致的男女双方心理情势失衡,家庭主导权利失衡,虽然育有二子,但高承勇的性满足和性自信力一直存在受家庭境遇严重影响的综合问题。


社会学研究认为“只要存在着未得到满足的希望,就存在着可导致攻击行为的挫折。”可以说,以上这些因素全部作用并内化郁结在高承勇身上,他仿佛是一颗定时炸弹。


 

罪恶爆发


现在,我们回看高承勇做的第一起案件——


如果第一动机盗窃最终确定,那么与它直接关联的是


①家庭境况难以短期改变、哥哥带走了父亲遗留的所有东西、丈人和妻子要求出门打工改善家境;


②间接关联的是白银厂矿职工待遇好,生活被大家羡慕,而高承勇自己高考失败,人生随之失败,只能打散工。


③情绪上则是对出身的遭际的怨愤、对自己的人生和生活没有征服性掌控感、世态炎凉的冷漠体会、社会阶层的壁垒森严、没有自我价值感和成就感。


杀人的最初动机是:被发现,杀人灭口,同时也掺杂着自暴自弃的自我毁灭意识(通过毁灭对方而自我毁灭这一点也可以参看川师大断头案的白银籍犯罪嫌疑人的心理动态)。但杀人过程中,高承勇通过受到的强烈刺激,很可能获得了压抑已久、内心渴望的某种快感,所有情绪在一瞬间被引爆并发泄出来——


庭审印证这个推测,高承勇在法庭上说:当初是因为贫穷,想找点钱。找钱时被人发现,就杀了人。有了第一起就有了第二起,后来就失去控制了,不但不害怕,反倒有点欲罢不能了。再后来就纯粹杀人奸淫取乐,享受这个过程了。律师朱爱军也记得,他曾在笔录里看到,面对警察时,高承勇说了一句让人惊恐的话。“后来公安人员给我们透露过,我们也在笔录上看到了,审讯时他的原话是,杀完人后,很解恨,很痛快。但他这次在法庭上没有这样陈述。”不过旁听的邓女士说,在她姐姐之前的那个案件审理中,高承勇在陈述时说,做完这起案件就觉得特别刺激。


①与他处境相对的优越群体,通过一个特定象征物(白银公司正式职工、年轻女性)被他泄愤报复(而且,家境优于高承勇的妻子也是来自白银。)。这个报复至少包含三个方面的可能:社会不公、人际情绪、情感挫折。


②他生活里严重缺失或自以为没有的价值感和成就感、征服欲望获得满足;


③被害人面容姣好,身材丰满,他的性压抑被唤起,并通过猥亵,以及控制杀人行为获得性满足。


此外,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高承勇是随机选择了被害者还是提前观察、有所准备。如果是前者,后面的成年被害者的选择至少有一部分存在着“小白鞋”女性特征的影子;如果犯罪最嫌疑人提前有过观察选择,那么“小白鞋”的被害则会有更大的基于性的因素在其中,毕竟“她”很受瞩目,穿着打扮也是时髦而出众的。还有可能存在高承勇妻子身上缺少,但第一个女朋友身上具有的某种气质。


另外三个或许并不牵强附会的信息是:


两次高考落榜的高承勇选择了外出,他人生的第一笔生意是贩卖刀具,高承勇对刀具颇有研究。和高承勇老家一墙之隔的邻居高俊伟比高承勇小12岁,他至今记得自己八九岁的时候,每天晚上去高承勇家蹭饭的情景。“每次吃完饭,高承勇就把他贩卖的各种刀具拿出来给我讲,哪一种适合干嘛用,哪一种比较锋利。”



②白银市先秦时期是西羌活动区域,秦代蒙恬打击匈奴,白银市黄河两岸分属秦和匈奴。白银市民也对记者表示,那里有着特殊的民风。而高氏先祖是逃饥荒到西北、兵战出身。据资料记载:青城高氏始祖可尊、原配晋氏系山东渤海人斯因本境连年荒旱,家无产业,室无悬磬,屡受饥馑,夫妻无奈于大明成化(弘治,明中叶)年间(随肃王西征)由山东渤海徙来甘肃陇上居住巩昌府住二十余年 ,住金城庙滩子在肃王府内任骑都尉。在战争中二弟、三弟为国捐躯,被封为护旗将军。后举家迁之青城城河村,高氏后人在1779年开始修建高家祠堂保存至今。


坐落于青城镇条城街,在着力开发旅游业的当地是一处颇有人气的景点。不过在2016年9月的这个周末,多数造访祠堂的游客关心的并不是后过堂中悬挂的道光帝御赐牌匾,或者高氏家族历史上出过的7位文武进士,而是带有猎奇色彩的连环杀手高承勇。这令兼任祠堂管委会主任的现任族长高孝友不胜其烦:“高家出过那么多正面人才,为什么只盯着一个杀人犯!”


高家祠堂守护人、族长高孝友,对“高承勇”这三个字格外敏感。有意避开谈高承勇的话题,但避不开的是,高承勇名字就列在《故条城高氏族谱》第474页。高承勇父亲一辈有6兄弟,“作”字辈,名依次为“荣华富贵财源”。高承勇的父亲高作华,排老二。


很多村民认为,应该把高承勇从族谱里删除,唯有高孝友斩钉截铁:“不能删!犯罪的是他这个人,不是他的名字,他姓高,这是不可能改变的事实。如果族谱里删掉他,后面就接不上了。”


高孝友说,如果按照过去的高家家法,高承勇犯案要被带到祠堂,适用“族规”如鞭打示众等,给予惩罚。在过去,高家祠堂规矩严明。如今,祠堂更多是寻根祭祖的场所。


回溯故去,高承勇祖上也有过荫实的家境。民国时,高承勇的爷爷在镇上开中医诊所,受人尊敬。高承勇的父辈中,三爷继承医道,颇讲仁心仁术。如今,只有五爷高作财留在故土。高家有六七个堂兄弟都去了白银。随着“作”字辈的老人一一离世,“他们被裹挟在工业文明的各个齿轮上运转不歇,不再还乡,血缘的纽带只在族谱上才能寻到。”


他感慨高家大多年轻人在外地打工,没有过去那么团结。“高家人一般都不联系,各有各的家事,各有各的条件。贫富差距是很明显的一个东西,你有钱有势了就被尊重,你没有了人家就瞧不起你。”



在青城镇的深处,就是高承勇家所在的城河村。那里的房子由砖垒加土坯的方式建造

高承勇的族祖父、原青城中学校长高华翰颇感委屈地表示,青城中学在本地的升学率相当不俗,如今出了这么一位“知名”校友,声誉恐怕会受到影响。高承勇的一位堂妹甚至直接回复说:“我们和他不熟,没有关系。”

这种对名誉和舆论形象的看重,某种意义上恰恰揭示了传统宗族关系在今日榆中农村的真实处境——它已不具备几个世纪之前那种分享社会资源尤其是经济资源的独特效用,而弱化为一种纯粹的文化和礼仪纽带。高孝友、高华翰等长辈虽然对高承勇这位族中后生颇为熟悉,但在择业、婚姻等人生重大问题上却远无能力提供任何意义上的帮助或指导。

人民公社化和文革中祠堂经历见“柔弱”“稳当”的“杀人狂魔”:高承勇是个什么人?(1),但家族人员遭遇等情况不详。


③城镇化尤其是城乡人口急剧流动的冲击,使宗族成员间的关系变得疏远而脆弱;古老姓氏和传统仅存的价值,似乎只体现在重修祠堂、续订家谱等形式感强烈的活动中。


与之直接相关联的后果之一,农村就业机会匮乏带来的文化水平与收入状况的脱钩。高承勇五叔的女儿说:尽管他们的祖父颇通医道,是一位知书达理的乡村老文人,但因为家中有5个儿子,生活依然相当拮据。高承勇的三叔曾考上医学院,继承父业,但对几个终生务农的兄弟也不曾关照太多。经济地位和社会阶层的分化,首先体现在了家族成员关系的疏离中。


总之,第一起案件很明显为高承勇后面的连环杀人和性变态打下了基础,他的所谓双重人格由此显现,性变态也开始萌芽。后面的系列案件,除了其中的孩子,所有成年女性被杀的手段和身体裸露情况皆与第一起案件高度雷同。


1988~1994  挣扎在罪恶与希望之间


但1988年第一次杀人之后,第二起案件是1994年发生的,这中间隔了6年,从后面高承勇杀人的频率看,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时期。


这六年中,高承勇身边发生了那些事情呢?


第一个重大事件,他杀人后5个月左右,大儿子出生。在中国农村,生儿子是一件大事,“传宗接代”的使命得以初步完成,“光宗耀祖”的希望也打下了基础。而这对于出身“名门望族”的高承勇尤其重要,这个儿子让他看到了改变自己在家族中的地位、“重振家声”的希望(事实真的发生了),虽然是那么遥远和渺茫。我认为,这时的高承勇内心是会有对杀人的懊悔情绪的,但一切似乎都那么不巧,他曾经感觉自己毫无控制感的命运却在他自己可控的选择后,真实的牢牢控制了他。


第二件重要事件是又一个儿子出生了,虽然家庭境况一直没有什么改变,但两个儿子至少在心理上让他看到了一线希望。


高承勇这段时期的沉寂,很容易让人想起前苏联臭名昭著的连环杀人手、被称为“俄罗斯食人魔”的安德烈·奇卡提罗。这个“食人魔”在做了第一次案之后,曾老实了三年多的时间。并且为了分散并压抑自己的冲动,甚至在罗斯托夫的一家工厂找了份采购工作,打算过一种"平静、安分守己的生活"。可以说,高承勇也有经历过高度类似的生理和心理历程,打麻将等等很可能在帮助他起过分散转移冲动的作用。

 

但非常遗憾,除了有了两个儿子,家庭经济状况并未改观,且多了两张嘴吃饭。压力更大了,而高承勇在家庭、家族、村庄、社会上的现实处境、社会评价、人际关系、夫妻关系等综合情况,与第一次杀人前相比,也没有什么变化。最终,他仍然只能到城市打散工。


 

1994年以后那段时期的城市里,有了歌舞厅、录像厅,女孩子的穿着打扮、时髦一些已经不是某个群体的特例。电视普及率已经很高,港台电视剧内容除了言情,已经涉及武侠和警匪、黑帮。录像厅则是香港黑帮、警匪片,以及色情片的重灾区。那时有钱也很少给家里,“对自己很好”的高承勇不可能没有接触到这些,尤其是他曾经因为跳舞被别人刺伤。

 

1998~2002“不杀人心里就不舒服”

 

从第二件案子开始,高承勇已经进入无须诱因,动机明确的随机搜寻、无逻辑、无差别杀人阶段。杀人手段没有变化,但性侵犯及性变态的情形则愈演愈烈。从1994年的第二起案子开始存在意图明确的性侵(似乎未遂),1996、1997年内蒙古包头的案子中则是明显的先强奸然后杀害。


从1998年白银市的第三起案子开始高承勇便有了割取身体某些部分或敏感器官的情况。从性侵犯到咬掉或割取受害者特殊部位满足强烈的占有欲、控制欲,高承勇的性变态行为趋向高峰。在美国连环杀手泰德·邦迪后期所做的案件中,被害人身上有撕咬的痕迹,一处在臀部,一处在胸部,而被害人利萨(Lisa)的乳头几乎都被咬掉了。正如斯蒂芬·米肖(Stephen Michaud)曾指出的,所有连环杀手的共同之处就在于一个关键词,占有(Possession)。其中的孩子成为特例,没有遭到凶残杀伤,但被皮带扼颈而死,而且遭到了强奸。这似乎从另一个向度反映了高承勇对他搜寻伤害的具有某类特征的女性存在较强烈嫉妒心理,所以才以暴力毁伤,甚至切割特殊部位满足自己的占有实现心理平衡。而这个孩子则是不存在嫉妒心理的完全占有,可能其中还含有处女情结的心理倾向。


也是从1998年开始,高承勇有了“不杀人心里不舒服”的感觉,也就是通过杀人满足他的成就感,自我选择的价值认同等已经“成瘾”,变成常态习惯。这也让他在1998年连续作案4起来满足自己的变态心理需要,直到2002年为止。

 

2002年~2006  负罪的希望与“成功”“翻身”

 

2002年,嗜血的高承勇杀了最后一个女子之后,停手了。高承勇解释停手的原因:一是因为岁数大了,没有那么多的冲动了;二是因为体力不行了,控制被害人越来越吃力;三是,因为自己俩孩子都在白银生活、学习,不想因为自己影响他们。

 

第三个原因最初高承勇并没有说,直到庭审时他才作为最后一个原因提出来。从犯罪者心理,以及他的重重顾虑可以断言,最后一个恰是最重要的,甚至可以说是决定性的一个原因。而高承勇大儿子的说法,似乎更接近他的内心变化。

 

那一年读初二的大儿子第一次考了青城镇全镇第一名,这样一件事在农村族群、村落和家庭中是会产生很大影响的。社会对高承勇以及他家庭的评价也会随之而有所改变,他的心理需要终于能够获得公开的正常的一部分满足。所以高承勇的大儿子认为“估计这件事情,让父亲有所触动,他应该是重新看到了这个家还是有点希望的。之后他的状态基本上就没什么变化了。他这个人看不到希望,就会自暴自弃。当时我成了镇上的第一了,我觉得这方面对他的改变还是挺大的。他收手了,可能和他找到一些新的希望有关。”

 

此后,嗜赌的高承勇发生了一个明显的变化——他收敛了很多。即便出去打牌也开始知道适可而止,两个孩子也再没见到母亲身上有伤痕。这段时期,两个孩子转到白银市读中学,而高承勇去了内蒙古打工。

 

2006年,出高考喜报,大儿子在当年的高考中以还算优异的成绩考入一所知名大学,这对于白银这座不足170万人口的小城来说,也算是不多见的。而儿子考取的大学恰是高承勇当年梦寐以求的航空类学校,儿子圆了他的梦。

 

再后来,高承勇的二儿子也考上了重点大学,大儿子的工作也不错,成为当地为数不多跳出农门的出息小伙。在许多人眼里,高承勇从“好吃懒做”打散工的失败者变成了成功的人,因为“他的两个孩子都进了名牌大学“。高承勇和他的家庭也从那时起彻底“翻身”,成了大家羡慕的对象。可没有人知道,高承勇心里隐藏着残杀11条人命的惊天血案。“众口铄金,积毁销骨”的正反面也由此可见一般。

 

从2002年看见了“希望“之后的收手逆转开始,高承勇确实摆脱了“不杀人心里就不舒服”的嗜血兽性。这一点与世界上或中国其他连环杀手的作案情形有了一些值得注意的差别,也就是说高承勇身上所呈现的双重人格更像是主从关系。他的挫折和缺失是可以通过其他途径或方式弥补的,而一旦获得了弥补性满足,高承勇的变态心理便能够被克制,甚至抵消。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很多机械比照西方研究结论的分析者关于高承勇童年可能受到性虐待等判断存在明显的误差。因为从中外的案例看,由童年的性虐待、性侵犯等伤害引发的变态行为是难以通过后天的弥补而被克制,甚至终止的。而且,高承勇在庭审过程中,及宣判后的反应,与西方社会的连环杀手或变态杀人狂被抓捕后或审判阶段的拒不认罪或洋洋得意等等反应可以说迥然不同。


比如宣判当天,谈到法院最终的判决结果,高承勇表示,已有心理准备。他认为自己肯定会被判死刑,他的初步想法是放弃上诉,承担法律责任,认罪伏法。


早在去年7月15日庭审结束,在最后的总结陈词环节,灰裤布鞋、头发灰白的高承勇站起来,面对旁听席上的家属,道了歉,深深鞠了三躬。


据公诉人王护民介绍,高承勇本人的情绪、态度也从庭审第二天开始出现了一些明显的变化,他没有了往日的镇静、冷漠,不但当庭承认自己所犯罪行,而且言辞恳切,在庭审结束后,甚至展现出少有的一面,变得善谈起来。


通过庭审,王护民感觉,高承勇虽然罪不可赦,但并没有完全丧失人性。高承勇在大量证据面前,承认了自己的罪恶和错误。在最后陈述中,高承勇还站出来给被害人家属鞠躬道歉,表示愿意捐献身体器官,赔偿受害人家属,能赔多少算多少。


高承勇在总结陈词环节,鞠了三躬。


8月10日,一审开庭过后,律师朱爱军在访谈中曾告诉记者,8月2日他到看守所和高承勇会面时,提起往日犯下的罪行,高承勇再度表示忏悔,说自己年轻时候做下这些事,很不靠谱,给这么多人家带来了严重伤害和痛苦,也使自己落到今天这个结局,很不划算。


这次会谈结束前,高承勇再次对朱爱军提到想捐助器官的心愿。得知落实器官捐助事宜程序过于复杂,恐怕很难实现时,高承勇对朱爱军表示,如果他的岁数大了,或者没有人愿意用他的器官,他愿意签字,捐献遗体,供医院院学生解剖实习用,或者做其他医学研究,至于家属那边的工作,他可以出面做通。


那次会见结束时,高承勇郑重嘱托朱爱军给其家里人带个话:“这11起案子都是我做的,政府没有冤枉我,你们要放弃质疑,面对结果。”

所以,我认为高承勇的犯罪经历背后,文化传统、生活习俗、伦理性的因素所起到的动力作用不可忽视,且影响巨大。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

——《中庸》

只有在顺从自然规则的时候,人们才能够战胜自然。

——巴孔



性是个问题 性别更是个问题

 

周所周知,高承勇最终被抓获是因为专家组利用了新科技手段,也就是“Y-STR检测技术”。 Y-STR又是什么呢?Y-STR是人类Y染色体特异的短串联重复序列,该序列为人类男性所特有,由于其按父系单倍遗传,也就是说它只从父亲传递给儿子,同一父系内的男性(包括兄弟、父子、叔侄、堂兄弟和祖孙等)通常有一致的或者非常接近的Y染色体,所以又被称为“姓氏基因”。

 

这项先进的技术帮助抓到了凶残的罪犯,同时它也证明了中国古老的宗族文化存在其科学合理性,以及男女两性在基因层面的差异,而几千年延续下来的传统礼俗也是基于这个自然特性得以发挥其作用。而我们持续一百年的批判是不是过头了呢,或至少存在违背科学常识的非理性成分。


进化社会心理学对为什么常常都是男人挑逗女人、引诱、雇佣娼妓、养女眷,并且娶很多妻子这一现象给出的解释是:长久以来,男人和女人由于生殖器官的不同而不同地进化着。这很容易让我们想起《周易》“乾道成男,坤道成女”,这两句话,也牵涉到中国古代医学的生理问题。乾也代表了阳,坤也代表了阴,男人就是阳,女人就是阴。而具体解释则是““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夫坤,天下之至顺也”这是不是真的只是道学家的编造或刻意制造呢?我们看看史前人类男女关系如何——


如果一个史前的男人在6个月里和100个不同的女人交配,他很可能会有成打的孩子。但如果一个史前的女人在6个月里和100个男人交配,她可能只会有一个孩子——不会比她在同一个时期内与同一个男人交配100次的姐妹更多。


因此,对男人来说,他们比女人更适宜有多的伴侣,而拥有多的性伴侣在使他们取得繁殖的成功上有很大价值。而对于史前的女人,拥有生存重要性的不是她们的性伴侣的数量而是质量。现代研究表明,现代女性继承了与她们史前的祖先们同样的偏好。只不过,她们不用寻找那些可以捕猎的强壮男人,而是把有雄心、勤奋和挣钱能力列在选择标准的首位。而男人则不然,他们比女人更看重女性身体的外观和外貌吸引力。今天川普的所作所为也向全世界证明了这一点,详见花花公子兔女郎揭秘与川普秘史:“他一上来就说不喜欢戴套,我们就没有用了。”

 

在一篇关于“白银案”的报道中,这样写道:“ 他便骑着自行车从青城镇到白银城,在街巷间四处游荡,寻找独行的年轻女人。尾随,然后进屋、一刀抹颈。”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史前的强壮猎人的某种影子,以及现在研究得出的结论。这样说的意思,不是说高承勇的罪行情有可原,而是想提醒大家思考是什么因素导致高承勇成了一个四处游荡的性变态连环杀手。


总之,至少是基于男女这样的自然性征,在中国传统社会才存在一夫多妻制的情形,并在男性与女性的生活和谐上主张“乾健”“坤顺”,以及阳刚之气和阴柔之美。

 

最后,我们看看在社会变迁中关于男女关系的几段经典故事:

 

辜鸿铭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的一个怪才,人极有才华,自不必说。他还特别拥护“一夫多妻制”,他本人就有一妻一妾。每议论到纳妾,他就眉飞色舞。一日他与两位美国小姐谈妾的时候说:“妾字为立女,妾者靠手也,所以供男人倦时做手靠也。”美国小姐反驳道:“岂有此理,如此说,女人倦时,又何尝不可将男人做手靠?男子既可多妾多手靠,女人何以不可多夫乎?”她们洋洋得意,以为难倒辜鸿铭了。不料,辜鸿铭说:“非也,非也。汝曾见一个茶壶四只茶杯,但世上岂有一个茶杯配四个茶壶者乎?”这就是辜鸿铭这句名言的由来。

 

又有一次,几位德国贵妇慕名拜访辜鸿铭,向他宣扬女子也可多夫的道理。辜鸿铭不屑地问:“府上代步是马车还是汽车?”这几位德国贵妇有些说是马车,有些说是汽车。辜鸿铭立即应道:“不论你们坐马车还是汽车,总有四只轮胎,请问府上背有几副打气筒?”众人愕然。

 

辜鸿铭的“歪理”确是难驳,被无数人引用。当年,陆小曼与徐志摩结婚时,陆小曼对徐志摩立规矩:“你不能拿辜鸿铭的茶壶的比喻作借口,你不是我的茶壶,而是我的牙刷。茶壶可以公用,牙刷不能合用。我今后只用你这支牙刷刷牙,你不准向别人的茶杯里注水。”陆小曼的这个比喻更绝。

 

也许这些往事至今依然不能仅当作有趣的资料一笑而过。今天的中国社会中男女关系之不良是大家有目共睹,一个核心因素是女性努力去“健”,男性则被各种要求变得越来越“顺”,甚至成了女性的拎包助手或提款机,并以为这就是文明或女权的体现。只不过,同时发生着二奶三奶很多奶的情形,以及超高的离婚率。(详见中国司法大数据:离婚诉讼超七成为女方提出!这显明是一种变态现象,并愈演愈烈。我支持理性的女权主义,但反对狭隘教条忽视自然属性为权力而权力的女权主义。

 

高承勇频繁作案的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文革将传统伦理道德和家庭伦理全盘消解,而改革开放则是以“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为底限。人的物欲横流,人的兽性欲望也一度泛滥。那个时代有职权有地位的群体出现外遇和出轨频率非常高,歌舞厅则出现风行一时的三陪小姐。这些都为今天的社会打下了一个性别气质模糊、不在乎人格尊严,基本素养缺失,肆意放纵、恃强凌弱和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基础。(参考“中国男人越来越傻逼!”配不上某些中国女性……美国失业屌丝来中国睡了200多个姑娘!到底是谁在惯着这些洋垃圾?

 

当女中学生们频繁出现校园欺凌及带有性虐待色彩的侮辱同性同学行为,而女大学生们纷纷拿自己的身体凭“裸条”去换贷款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该反思一下,我们的某些观念是不是存在问题,某些教育是不是早已脱离了正常轨道。(参考时尚指路,资本挖坑,教育跟着一起疯:在女大学生与“裸条”之间……南环瑾先生去世前特别倡导的“女德教育”,广大热情洋溢的女性豪杰们真的懂得是什么意思么?我看未必。

 

列维·斯特劳斯在《遥远的目光》中写道:“如果妇女不为社会生儿育女,如果他们在怀孕和哺育后代时没有男人的保护,如果没有一代一代地再生社会结构模式的具体规则,任何社会也不能在时间中维持下去。”


案件资料来源:人民法院报微博、新京报、澎湃新闻、东方网、三联生活周刊等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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